上山考古遺址公園內發掘原址上的考古現場情景再現。韓傳號?攝

　　水稻，世界三大主糧之一，養活了全球約一半的人口。那么，誰是世界上最早的種稻人?這個問題，也許幼兒園的小朋友就問得出，要作出解答，可費去了考古學家近百年的心血。

　　21世紀之初，中國浙江一片不起眼的小土包忽然吸引了全世界研究水稻起源學者的目光。原來，這片叫做上山的地方，埋藏著解開稻作文化起源乃至文明起源的諸多密鑰……

　　最早種稻的人

　　自然生長的野生稻變為適宜農作的栽培稻，在考古學看來是典型的馴化過程，可以作為文明發祥的重要標志。這一進程最早發端于何時何地?

　　近40年，“長江中下游起源說”成為主流。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的發現提供了一系列實證。人們不禁進一步追問：在這樣一片廣闊區域中，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真正的“起點”呢?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蔣樂平研究員在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浦陽江流域的一處河流沖積盆地中發現了上山遺址，遺址出土的石器經分析確認具有收割加工水稻的功能，發現的夾炭陶片則羼雜著稻殼。據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測定，這些稻殼距今已經有11400至8600年的歷史。蔣樂平說：“它們應該算是最早的糠。”

　　有萬年前的糠，是不是就該有萬年前的米呢?200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趙志軍研究員等在上山遺址終于找到了一粒“萬年米”。如今，這粒早已炭化的稻米已是上山遺址考古公園展示廳的焦點，“一萬年前誰種稻”的疑問，由此初獲確解。

　　2006年，上山文化作為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最久遠的新石器文化終獲命名。從2000年至今，可歸于上山文化的考古遺址在錢塘江上游及相鄰靈江流域已發現19處。多處都有稻作農業遺存出土。

　　如何證明上山先民已著手馴化水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云飛研究員說，稻谷與稻稈小枝梗的連接部位“小穗軸”可以作為重要證據。野生稻谷成熟后自然脫粒，稻谷脫落后，小穗軸和稻谷的接觸面還很光滑，我們的祖先要做的就是設法讓栽培稻“忘記”自然脫粒，以便收割，因此，接觸面上就有了人工脫粒的“疤痕”。上山遺址群出土的水稻小穗軸，其接觸面既有光滑的，也有帶著疤痕的，正是人類馴化水稻過程具體而微的展示。

　　最近，研究人員又在上山遺址發現了距今3萬年的野生稻痕跡。趙志軍認為，馴化完成之前，人類肯定已經嘗試種植野生植物，并逐步探索改良土壤、集中播種等耕作技術，以提高產量，發現野生稻，讓上山的水稻種植史圖景更為完整。

　　更奇妙的是，上山不但有種植稻谷的遺存，還有利用稻谷的遺存，也就是說，這里具備了觀察稻作農業起源充足而完整的考古證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教授鄧振華指出，目前中國境內距今9000年前的稻屬資源利用證據，僅在上山文化諸遺址可以找到。

　　最早定居的人

　　作為中國境內乃至東亞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分布最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群，上山遺址帶給我們的驚喜還不止于稻田。

　　“上山遺址‘現身’之前，早期新石器時期遺址基本都是在洞穴中發現的。”蔣樂平介紹，上山遺址的坐落相比就顯得特別——它位于兩個小土丘上。上山文化的其他遺址也多半分布于起伏和緩的沿河階地或河漫灘。正是在這樣的平緩地帶，考古學家發現了柱洞及由柱洞構成的建筑遺跡，其中更有一處由3列平行柱洞構成，當年其上很可能蓋起了木結構建筑。

　　在與浦江相鄰的另一處上山文化重要遺址——義烏橋頭遺址，蔣樂平發現了環壕遺跡。而在仙居縣的下湯遺址，蔣樂平的同事仲召兵同樣確認了“中心臺地+環壕”的聚落特征。蔣樂平說：“上山遺址一帶的發現證明，這里的新石器先民已經走出洞穴，過上了定居生活。”

　　基于豐富的文明起源比較研究經驗，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李新偉研究員表示，上山遺址無疑可躋身最早出現定居跡象的考古遺址之列。在結束不久的上山遺址發現2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專家進一步認定，上山文化遺址群構成了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農業定居聚落，上山文化可視為中國農耕村落文化的源頭。用資深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的話說，上山遺址堪稱“遠古中華第一村”。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教授傅稻鐮(Dorian Fuller)在了解到上山考古的收獲后，興奮地作出判斷：“長江下游的定居時代無疑從上山文化開始，此后的持續發展，最終催生了文明。”他感慨說，同舊石器社群相比，上山文化聚落的規模有了飛躍式的升級，這樣的人口長久聚居，有理由相信可以促生新的社會組織形態。

　　“耕作和定居，既是栽培稻馴化的前提，也是稻作農業社會形成的先決條件。因此，上山文化可以視為稻作農業社會的一個起點。”趙志軍說。

　　最早燒制彩陶的人

　　在橋頭遺址，多件精美的彩陶也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大家普遍認為，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應當是中國彩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

　　“這是獨樹一幟的彩陶。”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張居中注意到彩陶上的太陽紋符號，它在中國東部地區分布非常廣，最北可見于山東大汶口遺址。“這不會是人們隨意的繪畫，可能有太陽崇拜的意涵，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

　　另一件彩陶上形似八卦的白色線條，在面世后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張居中認為，是不是八卦另當別論，但是，它與先秦時期的數畫現象、卦象文字和占卜文化間的關系需要高度重視。“彩陶、定居、水稻、太陽紋、數畫……這說明上山先民不是‘野人’，上山文化是有來路可尋的。”

　　彩陶文化的發現，讓學者們對上山文化的壯闊圖景有了更多遐想。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吳小紅教授當年曾為上山夾炭陶測年，她認為，上山文化對理解人類社會的新石器轉型具有“界標”意義。

　　“新石器考古有兩大課題，始于農業起源，歸于文明起源。”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趙輝認為，上山文化研究要有大格局，下一步應該對它的聚落和社會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時，對于剛剛揭開面紗的許多上山文化遺址而言，重要的是保護與發掘并舉，讓上山文化帶著無盡奧秘與今天的世界和諧共處，成為這片土地寶貴的文化遺產、不滅的文化記憶。（記者 馮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