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日“報得三春暉”，在國慶“愿得此身長報國”，或許才是最好的慶生許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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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獨立建國之日為祖國慶生，舉國上下同過國慶節，是近代以來形成的習俗。中國古代也有相似的節日，即唐朝的千秋節等。而千秋節的出現，又和“生日”概念進入古人世俗生活密切相關。

　　秦漢時期，中國人并沒有生日意識，也無過生日的習俗。宋人趙彥衛筆記史料《云麓漫鈔》有言，“魏晉以前，不為生日”。當時人們只是用出生的年月日時即生辰八字，來占卜前途命運，并不會在生日那天特意慶祝。

　　到了東漢，佛教通過西域傳入中原，佛教節日借助佛經的宣講在中國落地生根，進入官民百姓日常歲時生活，尤以四月八日的佛誕節為甚。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影響擴大，佛誕節成為南北對立政權的共同年度性節日，當天佛事活動的主要內容是香花浴佛和佛像巡游。

　　據《魏書·釋老志》，北魏太武帝在每年四月八日，都要“輿諸佛像，行于廣衢”，太武帝還會“親御門樓，觀臨散花，以致禮敬”。北魏遷都洛陽后，佛誕節活動更是盛況空前。據《洛陽伽藍記》，這天，洛陽城內的長秋寺、宗圣寺、景明寺等寺廟都會有盛大慶祝活動，千像巡行，為佛慶生，傾動全城。江南亦是如此，據《荊楚歲時記》，“四月八日諸寺各設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龍華會”。

　　隨著佛誕節成為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祈愿“成佛”觀念逐漸流行。人們相信眾生與神佛之間，并不存在無法跨越的鴻溝。從這個理念出發，百姓開始模仿神佛安排世俗生活，從佛誕節引申出人間生日慶祝。

　　據顏之推《顏氏家訓·風操》，南朝末年，江南已經有“兒生一期，為制新衣，盥浴裝飾”的習俗，“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并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類似今天的抓周，通過觀察幼兒在一周歲時抓取的物品，推斷其志向意趣以至人生命運。家里親戚也會一同前來慶祝，“親表聚集，致讌享焉”。

　　每年生辰過生日的傳統自此形成，“自茲已后，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父母在世之時，每到生日都會為子女慶生。而雙親去世后，則不再慶祝生日，以示傷懷，故顏之推批評“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據此可知當時更多的是將生日視為“母難日”，借助生日表達對母親的孝心。

　　民間對生日節俗的定義，由下而上影響到皇室。南梁元帝“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在每年八月六日生日那天，會以組織僧人念經誦佛的形式慶生，感激母親忍受巨大痛苦甚至生命危險生子之恩。而“自阮修容（即元帝生母）薨歿之后，此事亦絕”，母親去世后，則不再舉辦生日齋講。

　　這個傳統一直保留到隋朝和唐朝初年。據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降誕》，“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會”，子女尚有父母可以于膝下承歡時，每年生日都會邀請親朋好友聚餐慶祝；“孤露之后”，即父母不在人世后，“不宜以此日為歡會”。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十二月二十二，是唐太宗45歲生日。據《貞觀政要·禮樂》，唐太宗對長孫無忌等大臣言，“今日是朕生日”，在“俗間”即民間百姓“以生日可為喜樂”的喜慶氛圍里，唐太宗卻表示，“在朕情，翻成感思”，生日這天很是傷懷。太宗生母竇太后早在隋煬帝年間就已過世，而今太宗“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太宗還對長孫無忌等人引用《詩經》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對民間在生日這天大擺筵席表示不滿，“奈何以劬勞之辰，遂為宴樂之事！甚是乖于禮度”。說罷，性情中人的唐太宗還當著眾臣的面，“因而泣下久之”。可以看出，直到唐初，生日的性質還更多是“母難日”，而非“歡娛日”。

　　到了唐中宗時期，事情開始出現變化。據《封氏聞見記·降誕》，在唐朝歷史上以荒唐懦弱著稱的中宗，“常以降誕宴侍臣貴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經常于生日當天在宮內大肆操辦，宴請皇親國戚朝廷重臣，歡飲達旦，詩酒風流。作為玄宗的伯父，中宗的這一行為無疑深刻影響了侄子玄宗。

　　玄宗即位后，早年勵精圖治，打造出開元盛世，面對朝氣蓬勃的盛世氣象，頗為志得意滿。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八月五日，玄宗“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在花萼相輝樓宴請群臣，慶祝45歲生日。席間，左丞相張說、右丞相宋璟“帥百官上表”，請求玄宗恩準“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將玄宗八月五日的私人生日，升級為國家法定節日，“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大唐子民均要擺宴同樂，集體為皇帝慶生。玄宗欣然應允，下手詔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記。八月五日當朕生日，感先圣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依卿來請，宣付所司”。玄宗生辰由此成為舉國同慶之日。太宗45歲生日懷念生母，感傷子欲養而親不待；玄宗45歲生日創立佳節，意欲“自我作古，舉無越禮，朝野同歡，足為美事”，隱隱已可見二帝格局大小。

　　根據張說《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中的設計方案，千秋節節俗活動主要分廟堂與民間兩個層面。千秋節前后，朝廷官員“休假三日”，有三天法定假期。千秋節當天，天色未明之時，“金吾引駕騎，北衙四軍陳仗，列旗幟，被金甲、短后繡袍”，禁衛軍就排出盛大儀仗。接著，群臣為玄宗敬上萬壽酒，“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進獻金鏡、綬帶（取音同“壽”之意）等禮物。玄宗亦有回賜，“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縑綵，賜五品以上束帛有差”。

　　因唐朝尊崇道教，道家法器金鏡成為千秋節君臣互贈的主要禮物，其原初寓意本是君臣互相提醒牢記民為本、社稷為重，即“遇象見清心”“留意感人深”。但隨著奢靡之風漸長，金鏡愈發奢華，成為奸佞獻媚邀寵的進身之階。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只有賢相張九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兇”，撰寫五卷《千秋金鏡錄》，“述前世興廢之源”，意在勸諫玄宗永葆清心，“前事之不遠，后事之元龜”。玄宗雖“賜書褒美”，卻不改其咎。三個月后，玄宗將張九齡罷相，擢升李林甫為首輔宰相，后人“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

　　獻禮之后，宴會開始，“御樓設九部之樂，百官袴褶陪位”，歌舞翩躚，百戲盛陳，蔚為壯觀。有雅樂雜技，“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有動物馬戲，“內閑廄使引戲馬，五坊使引象、犀，入場拜舞”；更有樂舞助興，“宮人數百衣錦繡衣，出帷中，擊雷鼓，奏小破陣樂，歲以為常”。其中馬戲舞馬是最受歡迎的節目，玄宗“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杯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

　　如玄宗手詔所言，農歷八月，秋高氣爽，“勝地良游，清秋高興，百谷方熟，萬實已成”，民間每年都要在此時舉行祭祀土地神的秋社。因千秋節與秋社日期接近，張說在節日設計中就“移社就千秋節”，把秋社習俗改為千秋節節俗。是日，“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士人互贈類似荷包的承露囊。村社鄉鄰“作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歡娛盡日。

　　因有玄宗“盡其歡宴”的指示，無論是廟堂還是民間，千秋節宴會都“頗成靡費”，鋪張浪費之風漸興，以致《新唐書》斥為“君臣共為荒樂”，將盛世開元釀成安史之亂的苦酒一杯。天寶七載（公元748年），玄宗將千秋節改為天長節，取地久天長之意，卻無法阻止“巨盜起，陷兩京”。此后天下用兵不息，千秋節“獨其余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成為人們追憶盛世繁華的精神寄托。杜甫《千秋節有感》詩云，“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思古傷今的杜甫，只能徒望“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杜牧《過勤政樓》亦言，“千秋令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得意，年年因雨上金鋪”。

　　玄宗之后，將皇帝生日作為國家法定節日，正式成為朝廷法令。唐肅宗“地平節”、唐文宗“慶成節”、唐宣宗“壽昌節”、宋太祖“長春節”、宋仁宗“乾元節”、宋徽宗“天寧節”，以及元明皇帝“圣誕節”“天壽節”、清朝皇帝“萬壽節”，等等，都是這種傳統的延續。

　　這些節日盡管是法定假日，卻只為帝王生日而歡，無法讓天下人心產生共鳴。直到終結王朝循環的今天，我們才擁有了真正承載民族凝聚力、顯示國民向心力的國慶節。在生日“報得三春暉”，在國慶“愿得此身長報國”，或許才是最好的慶生許愿。（作者吳鵬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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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