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暑假，但對孩子們來說，暑假早已遠離本意而成為家長們比拼的另一個戰場：各種培訓班、家庭作業、所謂的能力提升……

　　是什么導致了自己曾有過輕松暑假的父母，如今紛紛剝奪孩子的暑假？這種在全世界蔓延的育兒焦慮，其根源是什么？《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作者之一的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在接受讀書周刊專訪時，為我們剖析了“育兒戰”背后的經濟邏輯。

　　不同教養方式

　　對應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讀書周刊：人們往往認為，在育兒問題上，西方父母更“佛系”，東方父母更“雞血”，你們的研究結果支持這種看法嗎？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不完全認同。地域和文化的影響固然重要，經濟因素的影響也不小。

　　事實上，收入不平等比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更重要。確切地說，影響父母育兒行為的關鍵因素，其一是孩子未來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機會不平等的程度。如果社會不平等程度很高，且出身階層完全決定了一個人的收入水平，那么，父母敦促孩子努力學習、成為優秀學生的行為是徒勞的；而當不平等程度很高但高學歷以及名校生能夠比其他人獲得更多成功時，父母完全有理由去鞭策孩子學習。

　　因此，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報率的國家，父母往往更寬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報率的國家，父母可能會更專斷，更傾向于向孩子灌輸出人頭地的理念。

　　讀書周刊：對教育的不同認知，會導致怎樣不同的結果？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不同認知對應不同的教養方式。我們在書里劃分了三種教養方式：

　　一是專斷型教養方式。顧名思義，專斷型教養方式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絕對服從，并且對孩子施加嚴格控制，試圖用一系列行為準則塑造、控制并評估孩子的行為和態度。

　　一是放任型教養方式。放任型教養方式恰好是專斷型教養方式的對立面，放任型父母遵循一種自由放任的方式，讓孩子們自主決策，鼓勵他們獨立。

　　最后一種是權威型教養方式。權威型教養方式采取了折中手段。像專斷型父母一樣，權威型父母試圖影響孩子的選擇，但不是通過命令和約束，而是通過說理和努力塑造孩子的價值觀來達到目標。

　　讀書周刊：三種教養方式與不平等程度存在怎樣的對應關系？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與高不平等程度相對應，更低比例的家長選擇放任型教養方式。許多瑞典父母是放任型的，而不平等程度在瑞典也很低；只有少數美國父母是放任型的，而不平等程度在美國很高。在高不平等程度國家，更多家長采用權威型教養方式，這一教養方式在北歐不受歡迎，在荷蘭、瑞士或德國也沒有被廣泛采用，但在美國、土耳其、法國和西班牙則很普遍。

　　專斷型父母最有可能出現在高不平等程度國家，但選擇專斷型教養方式的主要決定因素是家長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國家層面的經濟發展水平，而非不平等程度，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書中對此有分析。

　　我們可以從不同版本的世界價值觀調查中獲得數據支撐這一觀點，也可以考慮一國之內的跨時間變化來佐證這一觀點。

　　佛系還是雞血

　　都是對現實環境的反應

　　讀書周刊：最近，虎媽蔡美兒因為女兒實習問題而重歸公眾視野，像虎媽這樣的家長在美國多嗎？很多人把她的教養方式歸因于她的華裔身份，你怎么看？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蔡美兒把自己的育兒經寫成書，取名《虎媽戰歌》，因而使“虎媽”成為一個被討論的詞，但其實，虎媽類型的家長在美國早已有之，我們稱之為“直升機家長”，對應的“直升機育兒”指的是高參與度、高時間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兒童撫養方法。這種密集型教養方式，不僅意味著監視與保護孩子，還意味著插手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參加的活動，甚至交友與戀愛。

　　在我小時候，孩子們常常結伴出去玩，只要能在晚飯前回家，父母就不會管我們，但在過去30年里，“直升機育兒”在美國出現并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尤其是在像紐約、洛杉磯這樣的地區，很多父母幾乎從孩子出生起就開始焦慮。因為上一個頂尖的幼兒園，意味著之后上一個頂尖小學的概率更高，而這又相當于打開了頂尖中學的大門，并最終可以進入頂尖大學。為了能上頂尖幼兒園，父母和孩子都要被面試，是一個競爭異常激烈的過程。

　　讀書周刊：為什么會出現“直升機育兒”這種現象？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濟不平等急劇增加了，父母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子女會落后于他人。當高等教育逐漸成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的必要先決條件時，越來越多的中上階層的父母開始努力參與并干涉孩子的學習，以保證他們能有優秀的成績。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報率以及學業成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現在的父母和自己父母輩不同，會采取密集的教養方式。

　　“推娃”也好，“佛系”養娃也罷，其實都是家長對現實環境做出的反應。父母們不一定知道為什么自己要這么教育孩子，但是他們下意識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

　　帶來的不僅是育兒時間差距

　　讀書周刊：家長在孩子身上投入越來越多的除了金錢，是否還有時間？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當代父母們在孩子身上花的時間確實越來越多了。

　　2005年，荷蘭的母親每周花在育兒上的時間比1975年多4個小時，荷蘭的父親多花了3個小時。這意味著與1975年的孩子相比，2005年的孩子平均每天與父母互動的時間增加了1個小時。在美國，育兒時間的增加還要多：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2005年，母親和父親每周與子女一起度過的時間大約增加了6小時，這相當于每天增加了1小時45分鐘的親子互動。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僅有較短的時間跨度的數據，但在所有情況下，都有明顯的證據表明育兒時間的增加趨勢。

　　讀書周刊：數量增加了，但質量呢？好像有很多家長“陪”孩子時一直盯著自己的手機。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僅僅是和孩子一起看電視，與真正投入孩子的活動中是不同的，但這個維度很難量化，總體而言，如今的父母比幾十年前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高，也擁有更便宜、更有效的工具去與孩子互動。事實上，開發益智玩具、網站、應用程序和電子設備的行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教學工具旨在“刺激”孩子并幫助他們發展，但技術也容易被誤用，效果很難評估。

　　不過，有一個有趣的觀察結果：在美國和荷蘭，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花在育兒上的時間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多。1975年在荷蘭，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比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每周在育兒上多花1小時；父親受教育程度不同帶來的育兒時間差距是半小時。在21世紀的前10年，教育帶來的父親和母親的育兒時間差距均達到了約兩個半小時。同一時期美國的變化更大：在20世紀70年代，受教育程度較低和較高的父母大約花相同的時間照顧孩子，而今天，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差距超過了3小時。另外，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一起撫育孩子。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帶來的不僅是育兒時間上的差距。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父母，發現自己很難說服孩子聽從他們的建議，因而不得不選擇更專斷的教養方式。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則能更積極補充他們對于“正確”價值觀的引導。比如，他們會幫助孩子完成微積分和拉丁文的家庭作業，這對于沒有接觸過這些科目的父母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

　　教育體現社會公平

　　需政策發揮重要作用

　　讀書周刊：難道始于不平等的教育差距，最終依然只能導向教育結果的不平等？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如果我們不去做什么、改變什么，恐怕事情只能是這樣的。

　　代際受教育水平具有很強的延續性：無論教養方式如何，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的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更高。盡管如此，教養方式對于受教育程度相同的父母來說依然很重要。教養方式對于向上流動性尤為重要，所謂的向上流動性，即父母中有一方或雙方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孩子最終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如果父母是不參與型的，孩子相對于父母的教育提升一個階梯的概率最低。如果父母雙方都受過很少的教育，那么使用權威型教養方式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最高，相對于不參與型教養方式，成功率提高了13個百分點。不過，有趣的是，與權威型教養方式相比，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受過高等教育的孩子在放任型教養方式下表現得與權威型一樣好（甚至更好）。這一現象表明，受過教育的父母的榜樣作用以及他們所擁有的軟實力可以減少對嚴格育兒的需求。

　　如果向上流動性被定義為孩子移動到教育金字塔頂端的可能性，即獲得研究生以上學歷，那么教養方式對向上流動的影響更要大得多。在父母雙方最多只接受過高中教育的家庭中，從不參與型改變為專斷型教養方式可以讓孩子獲得研究生學位的可能性提高近3倍。在父母一方接受了高中以上教育的家庭中，從不參與型到權威型的轉變將這一可能性提高近5倍。但即使使用了權威型教養方式，這樣的家庭的孩子獲得更高學位的概率也只有10%左右。不過，密集型育兒幾乎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讓孩子接受最高層次教育的必要條件。

　　就其自身而言，密集型教養方式和向上的社會流動性之間的統計相關性，并不能證明教養方式與子女的成功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特別是，子女的成功可能主要取決于其他因素，如父母的收入或財富，這可能恰好也與父母教養方式有關。雖然我們的數據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它表明這種相關性對于控制了各種因素，如種族和民族、父母的教育、家庭凈資產和家庭收入的多元回歸分析是穩健的。這意味著如果我們以兩個收入相同的家庭為例，一個選擇密集型教養方式，一個選擇非密集型教養方式，前一個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在社會階梯上向上爬。

　　讀書周刊：育兒差距增加了來自弱勢背景的孩子所面臨的挑戰，同時也可能成為社會流動性的一個障礙，如何才能促進教育公平？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有個“跑贏熊”的故事。兩個人遇到了熊，其中一個趕緊系好自己的鞋帶。另一個說：“你在干什么？你不可能跑贏一只熊！”系鞋帶的人回答：“我不需要跑贏熊，我只要跑贏你！”當下的育兒環境就像軍備競賽一樣，讓所有人高度緊張、陷入混亂，還出現了很多令人擔憂的關于不平等和社會流動的發展趨勢，比如頂尖名校中來自富裕家庭孩子的比例越來越高，貧窮家庭的孩子的比例越來越低。

　　教育是社會公平的體現，是政策發揮作用的重要領域。若制訂了對的政策，上述趨勢是可以抵消乃至扭轉的。

　　讀書周刊：何謂“對”的政策？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在有關稅收、再分配和教育領域的政策討論中，我們都應該關注這些政策對育兒的影響。盡管社會的經濟條件是家長教養行為的一個關鍵決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孩子無法選擇出生在哪個家庭或社會階級，當來自不同背景的家庭為孩子提供機會的能力差距增大，此時需要政府干預來創造公平的競賽環境。

　　如果存在人為設置的障礙，使得機會只為少數孩子所用，教養方式也會出現負外部性。如果社會上大多數有利可圖且有影響力的職位，入行門檻是少數幾個名牌大學的畢業證書。而要獲得這些大學的錄取則必須通過考試選拔，那么家長有激勵敦促孩子努力學習以通過考試，如此他們才可以擊敗競爭者。然而，無論家長多么努力敦促，孩子多么努力學習，提供的名額數量不會上升。即使通過所有考驗從個人角度來說非常有意義，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是對努力的浪費。在這種情境下，政策干預是合理的，例如增加提供高質量教育的機構數量，并讓這些機構的錄取更容易。

　　提供高質量日托、親子假、早期幼兒干預等政策也會產生重要作用，可以減弱家庭收入不平等對孩子未來的影響。研究表明，側重于弱勢兒童的早期幼兒干預可以改善其未來表現，提高健康水平，減少犯罪，并有效地提高其收入。

　　讀書周刊：學校可以為此做些什么？

　　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通過所傳授的知識和所傳遞的價值觀，教育者對孩子有直接的影響。公立學校不僅是傳授知識的工具，它的建立也帶有各種目標，包括增強社會凝聚力、加強國家穩定。其次，孩子在學校與同齡人交往，這些互動也幫助孩子形成他們的偏好和價值觀。同群效應有時候是對學校和家庭教育的強化和補充，有時候則會抵消。學校系統的組織形式會影響父母的行為，父母會針對學校系統提供的激勵而調整教養方式。

　　學校的教育方法與家庭的教養實踐是互補的。如果孩子在反專斷的學校環境中長大，那么他們更可能抵抗家中的專斷型方式。而當教學成功取決于孩子獨立推論和思辨能力時，家長會受到鼓舞在家中培養孩子獨立思考。這兩者間的因果關系是雙向的。放任型父母會拒絕學校采用專斷型方式，施加壓力迫使制度改變。

　　如果一個教育系統高度分層，而且在孩子很小時就能預先確定他們的未來，尤其是經濟狀態，那么這個教育系統會引發家庭之間的“育兒戰爭”，所有被卷入的家庭都想要給孩子最好的成功機會。相反地，如果一個教育系統強調機會公平并淡化成年前的競爭，那么家長和孩子會有更多放松的余地。（記者 顧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