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從2013年1月23日時任首相卡梅倫首次提出動議，到2019年1月29日修改后的“脫歐”協議將再度闖關議會，可謂一波三折。從最初的激情澎湃，到如今的盡顯疲態，英國“脫歐”進程看似正陷入僵局。倘若無法取得突破，“硬脫歐”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回顧漫長的“脫歐”進程，前首相卡梅倫當然是始作俑者。然而，目前英國在“脫歐”進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是多種力量和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某種程度上，也是這個國家在社會文化方面長期以來存在的政治悖論的反映。

　　把歐盟既看作伙伴又看作威脅

　　首先，“脫歐”困境反映了多元文化下何謂“英國性”的悖論。一方面，隨著左翼社會力量的壯大，多元文化主義逐漸成為英國公共話語空間的“政治正確”；但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導致原有的“英國性”不斷被稀釋，由此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認同焦慮。在極右翼團體和政黨等多年的推波助瀾下，族群差異被刻意放大，族群矛盾被刻意激化。反多元文化與反移民密不可分，其支持人群有很大比例的重合。

　　就“脫歐”來說，正是此前右翼勢力對東歐、東南歐移民擠占英國就業崗位的夸大宣傳，積累了非技術崗位的中下層英國勞動人口對歐盟的敵視。當主流媒體、政治力量對這類關切做出回應時，不僅未能釋放不滿，反而給這種排外的聲音提供了宣傳平臺。當帶有導向性的數據被不加分辨地引用和轉載時，帶有情緒化和種族主義性質的排外聲音就愈發響亮。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英國官方話語一直是擁抱多元文化、歡迎并認可移民的貢獻，但結果卻是導致了排外情緒的反彈，而這種情緒是英國舉行“脫歐”公投的重要民意基礎。可以說，正是多元文化下的“英國性”悖論，構成英國“脫歐”的內在驅動力。

　　其次，是后殖民時代英國應如何自我定位的悖論。英國應該聯合英語系國家，繼續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獨立力量，還是成為一個“典型”的歐洲國家？英國對歐盟的態度可歸納為“我們希望是歐洲的一個成員，但不是歐洲的一部分”。

　　歷史上，英國所遭遇的重大威脅都來自歐洲大陸，其追求的是歐洲大陸力量均勢，歐洲大陸上每次出現一個統一的強盛國家對英國而言都是威脅。盡管現在的歐盟與歷史上的歐洲霸權不可同日而語，但抵制歐盟演變成超國家實體是英國的一貫政策。同時，歐洲對英國意味著巨大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

　　英國對歐洲一體化的機會主義態度，導致其只希望從歐盟獲得利益，缺乏對歐盟的情感認同。既把歐盟看作伙伴，又把歐盟看作威脅；既要享用歐洲一體化的紅利，又不愿受制于歐洲一體化；既自我認定為全球大國，又必須借助他人的力量。英國的這種自我定位的悖論，構成英國“脫歐”的外在驅動力，同時也解釋了英國為何在“脫歐”之后，仍然千方百計尋求留在歐洲統一市場。

　　每個階層都不愿放棄既得利益

　　再次，是英國民主制度的悖論。君主立憲、議會主權與代議制民主，本是英國民主制的三大基石。英國的代議制民主，從“光榮革命”后開始逐步發展完善。然而，在代議制這種間接民主下，一旦選舉結束，決策權便全部落在職業政治家手中。按照英國政府說法，“脫歐”是事關國家命運的重大事件，所以傳統的代議制民主程度還不夠，需要采用“公投”這種直接民主形式。然而，早在數千年前的蘇格拉底就已指出了直接民主制的弊端，民眾由于缺乏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知識，容易做出錯誤決策。

　　像“脫歐”這種牽扯面極其廣泛的復雜事務，需要事前進行充分的推演與論證。例如，目前的“脫歐”協議在北愛爾蘭邊界問題上陷于僵局。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在“脫歐”公投前幾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談判進行到深入階段才發現這個問題似乎無解。對北愛邊界問題解決不力，是導致特雷莎·梅的“脫歐”協議在1月15日的議會表決中遭遇慘敗的重要原因。既然這個問題是如此重要且復雜，在“脫歐”公投前竟然未得到充分討論，可謂是英國民主制度悖論的最為荒誕的呈現。

　　最后，是如何定義“國家利益”的悖論。英國“脫歐”，從開始到現在，對于何謂國家利益一直都沒有清晰的界定和共識。每個階層都不愿意放棄自身的既得利益，每個群體都想將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每個地區都以本地區的利益為出發點。一是黨爭不斷，二是各地區、各群體利益難以協調。 （陳琦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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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鐘玉嵐 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