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某私立醫院內，工作人員正在給病人登記。記者 劉軍國 攝

　　看病離不開“等、等、等”

　　不久前，一則德國37歲孕婦流產的新聞令人痛心。在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小鎮上，一名懷孕3個月的孕婦因突然腹痛被丈夫送往附近醫院急診。然而，由于只有一名急診醫生，前臺護士又認為孕婦無大礙，在經過長達4小時的漫長等待后，孕婦因為大出血才被緊急推進手術室，此時胎兒早已死亡。德國看病“治病不救急”的特點可見一斑。

　　類似事情，本報駐德國記者也領教過。一次凌晨1點，記者突發急性腸胃炎，疼得滿頭冷汗，打車去附近一家醫院急診，發現急診室里人滿為患。前臺護士簡單問詢后，便開啟了等待模式。在熬過一小時后，一名建筑工人模樣的男子終于被醫生叫號。“在手指骨折4小時后，我終于要見到醫生了！祝福我還能擁有完整的手指吧！”男子高舉簡單包扎、滲著血跡的手指，向所有人鞠了一躬，戲謔的語氣里充滿憤怒與無奈。聽完男子的發言，記者放棄了等待，好在臨走前護士給了幾包能緩解癥狀的藥物，熬過了那晚。此后，記者一般情況下再不去看急診。

民眾在德國體驗背負式康復機器。記者 管克江 攝

　　根據德國相關法律，每位擁有行醫執照的醫生都有義務定期參與急診服務。然而，這一義務一般只在工作合同中提及，聯邦層面并沒有統一規定醫生參與急診服務的最低頻率和時間。結果，德國現有急診醫生力量遠遠不能滿足病患的需求，名為“急診”，病人卻急不得，只得漫長等待。

　　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當地政府為鼓勵醫生多值急診班，甚至補貼每小時18歐元的值班費。德國聯邦消費者中心協會專家福格爾指出，這依舊不能解決德國醫療最本質的問題，就是醫生資源過少。

　　在加拿大，有一年4月份，本報駐加拿大記者的牙齒出了點小毛病，給一家牙醫診所打電話，對方的回答讓人吃驚不小：“我們已經預約到7月中旬了，可以給你安排在7月下旬。”記者連忙詢問，有無可能提前一些，畢竟3個月的等待太長。對方答，如有人取消預約就安排。后來確實有人取消了，但記者也無法繼續等待，只得提前去藥店拿了些藥緩解癥狀。與朋友聊到在加拿大看病難，這位朋友建議道，如果你有慢性病，需要處方藥，而又沒有家庭醫生，最好找醫生朋友一次開個兩年的，省得以后看醫生麻煩。

　　澳大利亞生產力委員會今年1月底公布了最新的政府醫療服務報告，披露了諸多讓人觸目驚心的醫療事故。報告指出，給不該做手術的病人做手術，手術部位錯誤、手術器械留在病人體內、輸錯血液等，都是澳大利亞醫院里常見的醫療事故。雖然歐美等國家建立了完備的醫療體系，但醫院效率、普通醫生和護士的水平卻遠遠跟不上現代醫學的發展步伐，加之高福利制度監管不嚴等，導致這些國家醫療事故高發。

　　此前世界衛生組織對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7個發達國家進行的調查顯示，每300名住院病人中就有一人死于醫療事故。失誤除了使用復雜藥物的原因外，還包括醫療人員勞累過度、人手不足、溝通不暢等。

　　意大利羅馬一家大型綜合醫院，這里頻繁有救護車抵達運送病人。圖為其中一輛剛剛運送病人抵達急診室的急救車。記者 韓碩 攝

　　另一份來自法國參議院的報告也指出，法國每年有1.8萬人死于治療方法不當、劑量不當、后續監測不力等原因。在澳大利亞，每年有1.8萬人因醫療疏忽死在醫院；每年有5萬人因醫療疏忽遭受永久性傷害；每年有8萬人因醫護人員用藥錯誤不得不住院治療。

　　去年年初，法國布雷斯特市一家醫療中心因2009年一起人工流產中的子宮肌意外穿孔事故，被判處總額超過54萬歐元的罰款。據法國國家醫療事故賠償機構主席勒魯介紹，2016年該機構共收到4500多項賠償要求。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醫療事故的數量之眾。

　　德國患者安全聯盟的醫療事故數據更為驚人，光是醫生把手術紗布或棉球遺落病患體內的事故，每年就有約3000起。德國醫生協會的統計顯示，每名德國人平均每年需就診19次。德國人口約為8000萬，與37萬名現職醫生相比，后者的工作強度不小。近年來，德國政府頻頻向外國醫生伸出橄欖枝，然而，外國醫生因語言不通交流不暢，加之高強度的工作，也增加了就診失誤幾率。

　　此外，高福利制度監管執行不嚴，養出蠹蟲。以法國為例，2018年年初兩名前醫護人員因從醫療保險中欺詐獲利63萬歐元（約合人民幣492萬元）被地方法院判刑，其中一人在2010年到2014年間利用助產士的便利，采用虛報發票金額、開具假發票、濫計出診費等方式，從疾病保險金庫獲利27.7萬歐元；另一人作為自由執業的護士，在一年間開立了1.8萬份醫療票據，是正常水平的3倍之多。

澳大利亞華裔醫生劉英在為患者檢查身體。記者 李鋒 攝

　　不可否認，發達國家的醫療體系有其優點。以加拿大為例，加拿大居民不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有健康卡，憑卡看病，絕大多數的醫療服務都是免費的。但正如一個硬幣有兩面，渥太華醫學院教授雅格·布萊文津指出，因為看病免費，人們即使沒有嚴重或緊急病情，也會預約醫生進行檢查，導致候診名單很長，并且造成醫療資源浪費。同時，政府為醫生規定了接診人數上限。此舉本意是為保障醫生權益、保證醫療水平、控制支出，但無疑進一步延長了患者的等待時間。布萊文津表示，加拿大的醫療資源分布不夠優化。外國人如果無法進入加拿大的醫療體系，不僅享受不到免費醫療，而且看病會更難更貴，因為找不到家庭醫生，多數情況下只能去醫院看急診。

　　在澳大利亞看病也是免費的。但患者在公立醫院沒有權利選擇醫生，也不能選擇何時住院或者手術。澳大利亞華裔醫生劉英在堪培拉從業已經近28年。她認為，澳公立醫院效率低下情況比較嚴重。“如果一名醫生在私立醫院每小時可以做4個腸鏡檢查，那在公立醫院每小時最多只能做2個。由于效率低，病人等待手術的時間一拖就是幾個月甚至一兩年。”

　　發達國家的醫療體系，一方面是致力于發展全民醫保，另一方面是社保體系下的嚴重赤字和公立醫院的不堪重負，為醫療系統增添重重危機。以法國為例，由于國家財政捉襟見肘，醫療保健預算一再被壓縮，公立醫院醫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工資不高、工時超長，直接導致醫生大量流失。如何在減少開支的情況下更合理地分配公共資源，確保民眾和醫護人員雙向滿足，將是發達國家醫療模式不得不應對的問題。（記者 馮雪珺、吳云、李鋒、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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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聶晨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