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網”住老年人！數字治理不能忘了老人

　　半月談記者 字強 袁慧晶 劉翔霄

　　不會掃健康碼寸步難行，不愿觸網甘當孤家寡人,想用智能手機卻沒人教……大多數老年人面對的這道數字鴻溝，既是技術鴻溝,也是關系鴻溝、情感鴻溝、文化鴻溝。

　　一些老年人成為網絡時代“新留守”,他們中有完全不信任網絡的,也有根本沒動力觸網的,還有想觸網但玩不溜的。他們參與網絡社會存在諸多不便、疏離和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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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與網，隔著不信任的墻

　　55歲的金阿姨從大理偏遠農村來到昆明當保潔員。她一直用老年機,直到今年10月在兒子小林的鼓勵下,才勉強使用智能機。

　　小林教會金阿姨使用的第一個社交軟件是微信。兒子在江蘇工作,平時很難與母親見面。“教會媽媽用微信,最大的目的就是能用視頻聊天。”小林說。

　　讓小林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母親學會用微信不到一個月后,就嚷嚷“微信微信,微微一信”、“上面花樣多”,并果斷放棄使用智能手機,重新用起了老人機。金阿姨解釋,自己平時工作忙,用老人機就能跟兒子打電話,根本用不到智能機,而且沒那么多朋友可聊,玩微信浪費時間。

　　金阿姨之所以對微信心存芥蒂,是因為她的同事曾經在微信上添加陌生人為好友,對方以辦信用卡收手續費的名義騙取了1250元。這讓金阿姨認定玩微信存在風險。

　　像金阿姨一樣不相信網絡世界的老年人不在少數。他們上網意愿和需求并不強烈,對網絡的印象以負面為主,對網絡持保守甚至排斥態度。“很多老人認識不到網絡帶來的便利,也就沒有動力去學。”蘇州大學公共管理學副教授劉成良說。

　　80歲的楊本芬生活在南昌的一個工廠小區。“我周圍有十幾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常常圍坐在樹蔭下的石桌旁交談,她們互相傳遞關于柴米油鹽的消息,超市哪天搞活動,什么東西打折,然后她們為便宜兩毛錢一斤的菜相約乘很遠的公交車去買。如果你和她們談網絡,就如一個瘋子講話,會讓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家務事已經夠煩瑣了,她們無暇顧及其他。”楊本芬說,這些老人的手機就是用來接電話,被告知兒孫們會不會回家吃飯。

　　“最近居委會來人口普查,我發現有老人在簽名時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對于這些老人來說,網絡是不相干的世界。他們既無力也沒有意愿涉足其間,他們需要應對的是真實的生活。”楊本芬說,不少老人覺得網絡不是生活的必需品,這使得他們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學習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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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衷:我想學,可誰教呢?

　　很多地區開設了老年人智能手機學習班,除了教會老年人如何使用手機生成健康碼、進行電子支付外,還講授短視頻拍攝、編輯技巧,讓老年人也能和年輕人一樣享受數字生活帶來的樂趣。

　　江西師范大學在讀研究生劉言是江西老年大學智能手機培訓班的老師,開班6年間,擁有許多銀發粉絲。他坦言,很多老人是在子女那碰壁后才成為他的學生。“不少學員告訴我,因為年紀大了容易忘記事情,一些簡單的功能總是要重復地去問子女,次數多了,子女不一定有耐心教。到最后,老人也不好意思再問了。”

　　劉言的學生是幸運的,能正兒八經報班學習使用智能機,但更多老人就只能自己摸著石頭過河或者向同齡人中的“先行者”請教。

　　老年人學會使用智能機并非易事。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于寧認為,老年人由于身心特點、思想觀念、知識結構等方面的原因,接受新信息、學習新技能的能力較弱,速度較慢,對智能設備與智慧生活的適應過程比年輕人慢,尤其是高齡老人遇到的困難相對更多。部分科技產品并沒有考慮到老年人的使用場景和智能水平,往往操作起來非常復雜,導致老年人產生抵觸情緒放棄繼續學習和使用。

　　作家陸天明認為,在老年人融入網絡社會這件事上,家庭責任是第一位的。“年輕人基本都擅長用手機上網,但不是所有的年輕人都有耐心去教。我在公共場合發起關于智能設備的求助,通常能得到熱情的反饋,這說明社會并沒有排斥老年人去使用網絡。因此,呼吁社會去關注老年人觸網問題之前,要先呼吁年輕人多關心家中的父母和長輩。”

　　“家庭成員對老人的帶動很關鍵。”山西太原市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權益保障處處長完釗說,年輕人要有意識地和父母多交流,教他們使用電子設備,子女不能自己玩得起勁,卻沒耐心教老人用智能機。

老年人在學習班上結對互助，共同學習智能手機的使用技巧。新華社記者 顏之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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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視老人需求是數字時代的懶政

　　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老年人無健康碼出行受阻的新聞屢屢引發社會熱議。這反映出在數字化時代浪潮下,老年人與網的距離在拉大,并被加速邊緣化。老年人希望融入社會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但如何讓銀發族跟上數字化步伐,社會尚未給出有效、人性化的應對辦法。

　　“一些地方采取一刀切式的數字管理模式，為相當一部分老人帶來了較大的不便。如果數字背后缺乏了溫度,那么社會治理也很難產生效能。”劉成良說。

　　看病掛號、外賣送餐到家、網購送貨上門,原本十分貼近老年人年邁體弱、出行不便的生活需求,由于對網上操作流程不熟悉,老人反而成為距離這些便捷生活方式最遠的人群。劉成良認為,圍繞老人的一些公共服務,不能盲目追求技術的便利性,而忽視了服務對象的具體特質,否則就是數字時代的懶政。

　　完釗認為,不論是日常出行、醫療保健、觀光游覽還是疫情防控,有關各方均應充分考慮到老年人的實際情況,在智能化、標準化服務程序占據主導的同時,仍保留適量的人工服務通道,為沒有智能手機的老人提供相應服務。要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倡導老年大學、老年活動中心以及公益組織為老人使用智能設備提供操作指導與實際幫助,同時給予老人情感層面的鼓勵。

　　于寧建議,應結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開發適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機,不需要過多的附加功能與高端配置,只要能夠具備基本的掃碼支付與App安裝使用等功能即可。這樣產品成本能得以控制,定價不必過高,由此適應更多老人的消費能力,有助于老年人在智能時代與智慧生活中獲得實際便利,提高生活品質。（刊于《半月談內部版》2020年第12期）

【糾錯】

責任編輯： 王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