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車司機演唱會，唱出了新生代務工者的新夢想

　　奔波在城市里的貨車司機，大多是身在異鄉(xiāng)的拼搏者。在杭州，有這樣一群“會玩”的貨車司機，他們給又苦又累的日子加了點“糖”。一輛貨車兩盞燈、一臺音響幾個人……在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里，車廂變成唱歌的舞臺。伴隨音樂響起，他們在異鄉(xiāng)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快樂。

　　唱歌時，就覺著日子不僅僅是跑車拉貨

　　“聽見你說，朝陽起又落，晴雨難測，道路是腳步多”……“90后”李吉和“00后”孫浩，在演唱會上合唱了《突然的自我》。

　　誠如歌名，這個夜晚，主唱的7位貨車司機擁有了“突然的自我”。

　　這場特殊的演唱會，開在了杭州半山森林公園停車場，一輛4.2米長的舊平板貨車成了他們的舞臺。

　　“大家晚上好，我叫劉東方，來自河南周口。這是我的貨車，也是我的舞臺。”從駕駛座跳下，緩緩繞車一圈后，演唱會發(fā)起人之一——貨運司機劉東方跳上平板車說了開場白，他的身份在不經意間切換。

　　白天干完活，32歲的劉東方晚上回家會自己燒飯、洗衣服，躺在床上聽歌、刷抖音，“有時候也愛自己唱。唱歌時，就覺著日子不僅僅是跑車拉貨，如果生活沒味道，就找一找滋味。”

　　這群來自天南海北的青年，因為跑車拉貨在杭州相識，也因為志同道合，唱在了一起。

　　李吉是湖北人，初中畢業(yè)去廣州做過服裝，2015年帶著老婆來杭州打拼，3年前考到駕照，做起貨車司機。

　　在車里，李吉想怎么唱就怎么唱，這種感覺很自由。而在大多數(shù)不跑單的夜晚，李吉會選擇不花錢的方式來過癮：對著手機App唱、洗澡的時候唱、給孩子唱……當然，情歌也沒少給老婆唱。

　　在演唱會上，李吉選了劉德華的《今天》。“我不斷失望，不斷希望，苦自己嘗，笑與你分享。如今站在臺上，也難免心慌，如果要飛得高，就該把地平線忘掉，等了好久，終于等到今天。”這是《今天》的歌詞，也是李吉在外摸爬滾打多年的心境寫照。

　　孫浩是演唱者里年紀最小的。演唱會前，他還抽空開著自己的小面包車去拉了一趟活，10多公里，賺了100多塊。

　　雖說布置簡單，但這場演唱會也還有模有樣。17首曲目現(xiàn)場獻演，臺下最小的觀眾不足1歲，年紀最大的，已是滿頭白發(fā)。《濤聲依舊》《水手》《你是我的眼》《追夢赤子心》……歌聲讓一些觀眾紅了眼眶。抱著孫女來看演出的市民王女士說：“有些老歌唱得真有味道！”

　　周邊附近很多居民頂著悶熱，點亮手機，隨節(jié)拍搖擺，也為他們鼓掌。

　　事實上，此前10多天，在同一個停車場、同一輛平板貨車上，同樣是這群司機，已經自發(fā)開了一場演唱會。只是當時，劉東方花100元租的現(xiàn)場音響效果不理想，杭州市半山街道辦事處得知此事后，覺得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聯(lián)合一些愛心企業(yè)為他們眾籌了第二場演唱會。

　　得知要辦第二場，在杭州專業(yè)從事舞臺搭建活動執(zhí)行的熱心市民張良彬輾轉聯(lián)系到司機師傅，免費提供了第二場貨車演唱會的音響和燈光。

　　專業(yè)的音響和燈光帶來了更出色的表現(xiàn)。“那天晚上，我和他們一起在貨車上唱歌。”張良彬是杭州青年合唱團的成員，他說這些司機唱得很“專業(yè)”，也很好聽。

　　演唱會結束了，生活還是一切如常

　　清晨6點，鬧鐘響起，劉東方從睡夢中醒來。刷牙、洗臉、吃早飯，6點半出門，劉東方開始一天的工作。

　　夜晚的“舞臺”在白天里是他的工具，也是他的朋友。今年5月花費3萬多元買回的貨車，給了他生計，也陪他度過了一個沒有空調的炎熱夏天。

　　“被忽悠了。”劉東方一陣自嘲，“這車原有的空調壞了，當時賣家說可以自己加裝空調，結果去裝空調的地方，人家?guī)煾狄豢矗嚨紫赂緵]有加裝空調的空間，裝不了。”

　　劉東方自我安慰，沒空調能省下一筆油錢，就當是自己多掙了錢。但跑在杭州的夏天里，他的衣服被汗水濕透了一次又一次。這輛二手貨車車況十分一般，路面上的任何不平坦都能被放大，用劉東方的話說，“顛得肝兒顫”。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高發(fā)期，他還是一名駕校教練。駕校不復工，他在家“閑”了一段時間。身邊不少老鄉(xiāng)在杭州跑貨運，在老鄉(xiāng)的介紹下他加入了貨車司機隊伍。

　　“沒落東西吧？那我開走了啊。”中午1點22分，來不及吃午飯，劉東方熟練地和貨主確認了貨物狀態(tài)，將車駛出杭州市建華裝飾材料市場。裝貨過程耗時35分鐘，他為此支付了5元停車費。

　　之前打過幾次交道，劉東方知道有些貨主挺兇，因裝貨時間長產生的停車費也不太愿意給。

　　“碰到這種情況，你要笑著跟他好聲好氣地說。你笑著說，他也沒脾氣可發(fā)，如果跟他急了，很可能最后非但拿不到停車費，還得被投訴服務態(tài)度差。”劉東方早年是吃不得虧的人，得理不饒人，但多年外出闖蕩的經歷磨平了他的棱角，讓他收起了鋒芒。

　　“經歷多了，就明白出來是要掙錢的，為了一點小錢搞得不愉快，耽誤了掙大錢就太劃不來了。”劉東方說。

　　下午2點40分，把貨物全部卸下以后的劉東方終于抽出時間吃午飯。午飯是兩個饅頭，就著咸菜。“不是每天都能在飯點吃上午飯的，所以我會買兩個饅頭帶著，就當午飯了。”

　　帶著一車鋼管跑了23公里，這一單劉東方掙了174元。“每天能有3單這樣的活，我就很滿足了。”但現(xiàn)實往往比理想“骨感”，每月他都要碰上幾個訂單寥寥的日子。

　　“尤其是周日，很多地方不上班，對平板貨車的需求就會小很多。”洞悉了這個規(guī)律后，劉東方索性放棄了無謂的等待，每周日給自己也放了一天假。

　　從晚上7點開始，孫浩不斷刷新手機，查看是否有新的訂單。直到近10點，他才接到了一單價格還算不錯的生意——幫一個年輕的小伙兒搬家。

　　“在夜里，常常車多單少。等單子無聊的時候我就看看視頻，唱唱歌。”孫浩說。為了更好的音樂體驗，他特意花了6000多元為自己的小面包車添置了一套較專業(yè)的音響設備。

　　孫浩是個“斜杠青年”，白天做酒類生意，晚上做網約貨運司機。17歲那年，他和朋友在老家創(chuàng)業(yè)，經營酒類銷售生意，公司順利起步，業(yè)績也不錯，他還用賺來的錢盤下了一個水果店。原本，他的生活軌道就是在老家靠自己努力，當個小老板，與老家姑娘結婚生子。

　　但生活總讓人出其不意。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和一些私人原因，孫浩退出了老家的生意，其他創(chuàng)業(yè)的項目也接連不如意，還欠下一些債務。

　　在老家干不下去了，他就跟著在工地干活的父親來到杭州。來杭州的第一天，他給自己定了個目標：要在杭州重新證明自己。

　　2019年，孫浩的生意迎來了起色，但畢竟剛打入新的市場，一切都需要時間。業(yè)務員的工資和公司場地租金每月共需支出2萬多元，對他是個不小的負擔，而新冠疫情也影響了他的生意。

　　網約貨運司機的工作，孫浩已經做了三個月。早的時候凌晨一兩點收工，晚一點即使到凌晨四五點他也會送貨。“一個月下來，能掙上六七千塊錢。”孫浩說。

　　其實孫浩心里鉚著一股勁，“就算業(yè)務不好做，也不能斷掉業(yè)務員的工資。有時候在外面遇到難事，也想家。往往給父母打去電話，掛完自己就淚流滿面。”孫浩說。

　　他特別喜歡毛不易的《像我這樣的人》，這首歌，那天演唱會晚上他也唱了。孫浩想通過歌聲說：“無論生活在你面前，有多么艱難，堅持、跌倒了就爬起來，努力是那么簡單。”

　　再干幾年看看，實在不行就回老家

　　李吉是家里的頂梁柱，他想為兩個女兒攢錢，“兩個娃娃一個4歲，一個1歲，都是‘小吞金獸’。”李吉的老婆為照顧孩子辭職在家，房租加上奶粉每個月需要五六千元，這些都無形鞭策著李吉多跑幾單。

　　“一定是特別的緣分，才可以一路走來變成了一家人。”貨車演唱會那晚，李吉還唱了一首張宇的《給你們》，向妻女表白，感謝女兒呱呱墜地、妻子長情陪伴。

　　來杭州打拼多年，李吉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杭州為小家庭購置一套房產。老婆跟著自己那么多年，吃苦操勞，李吉想讓她日子過得好一些。“3到5年，努力工作，存足首付，買上一套房。”李吉說，買房子這件事，他是一定要辦成的。

　　劉東方想在杭州安家。他喜歡杭州的生活氣息，也適應杭州的生活節(jié)奏。但是有時候他又覺得這座城市和自己有距離感。“我希望能多掙點錢，手里有錢了，說話才能更硬氣。如果能在杭州買房，才能算是在這兒真正扎根下來吧。”

　　看到身邊的朋友陸續(xù)結婚，劉東方意識到自己要存點錢以備不時之需，在他的省吃儉用下，他的賬戶余額以每年五六萬元的額度增長著。

　　面對杭州高昂且不斷上漲的房價，劉東方有點兒卻步。“在杭州再干幾年吧，看看有沒有機會留下來，實在不行就回河南老家。”劉東方說。

　　孫浩的父親是進城務工的第一代，手頭也還有些積蓄。雖然現(xiàn)在生活條件還可以，但孫浩想靠自己能力闖下一片天地，“闖進”杭州這座城市里。

　　為了謀生，這些來自天南地北的貨車司機們，一直奔波“在路上”，精神和文化需求也隨之漂泊。在劉東方看來，歌聲里藏著一個港灣，讓心靈的航船能短暫停靠避風。“把委屈、不快樂宣泄了以后，心情就會變好，傷痛也會暫時被忘記。”

　　浙江省社會學會會長楊建華說，這種孤單漂泊的狀態(tài)，不僅是貨車司機的現(xiàn)實，更是城市打工者共同面臨的精神文化生活縮影。尤其是這些“80后”至“00后”的新生代務工者，他們與父輩不同，對城市文化生活有了更為多元和迫切的需求。

　　一場特殊的演唱會，也像一面鏡子，照見了每個漂泊在城市的異鄉(xiāng)人。這個故事，發(fā)生在了一群貨車司機、杭州城北的一處停車場和“互聯(lián)網之都”之上。

　　漂泊者們的辛酸和堅守，也在演唱會的歌聲中得到了些許撫慰。（本報記者張璇、林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