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迫經歷了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互聯網教育實驗。”

2月29日，呼和浩特，一名小學生在家中參加線上升旗儀式

　　全區域、全覆蓋、全方位。近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用“三個全”來概括疫情防控期間的高校在線教學實踐。全國1454所高校開展在線教學，103萬教師在線開出了107萬門課程，參加在線學習的大學生共計1775萬人，合計23億人次。另據統計，截至5月中旬，國家中小學網絡云平臺瀏覽次數達20.73億，訪問人次17.11億。

　　“中國被迫經歷了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互聯網教育實驗。”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教育學會第八屆理事會學術委員會顧問朱永新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從2月17日國家中小學網絡云平臺開通算起，到全國普遍恢復線下教學的4個多月時間里，全國教育系統通過各地官方教學云平臺開學、在線教育企業推出各類免費網絡課程。得益于20多年來中國互聯網教育的發展與積累，在疫情面前，全國大中小學生“停課不停學”運轉順暢。

　　從上世紀末的現代遠程教育，到一塊屏幕改變命運的成都七中實驗；從2012年大學慕課（大規模開放的在線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簡稱“MOOC”）到在線教育企業發展浪潮，“互聯網+”對中國教育帶來的結構性改變是否已經全面呈現？此次疫情過后，解答這一問題或將有更清晰的視角。

　　“黑板搬家”

　　中國互聯網教育始于現代遠程教育。

　　有別于傳統的需要前往校舍、坐于課室的教學模式，發軔于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現代遠程教育是主要使用電視（網絡普及后使用網絡）等傳播媒體的教學模式，其招生對象不受年齡和學歷限制，為廣大已步入社會的人士提供了學歷提升的機會。

　　199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專科畢業于一所普通院校的中部某省姑娘張娟（化名）因沒有本科文憑找不到理想工作。幾年后，她參加了北京郵電大學的現代遠程教育，拿到本科文憑，在北京找到了“坐辦公室”的工作。

　　可以說，現代遠程教育給了一代人“職場重啟”的機會。

　　20世紀90年代，正是我國信息和網絡技術進入發展提速的年代，現代遠程教育借助網絡發展升級。

　　1994年底，在當時國家教委的主持下，“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 示范工程”由清華大學等10所高校共同承建。這是國內第一個采用TCP/IP協議的公共計算機網。

　　2000年7月，教育部頒布了《教育網站和網校暫行管理辦法》，將現代遠程教育試點院校范圍擴大到31所，并頒布了《關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學校建設網絡教育學院開展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工作的幾點意見》。

　　“根據這個文件，31所試點院校有了很大的自主權：可以自己制定招生標準并決定招生人數，可以開設專業目錄之外的專業，有權發放國家承認的學歷文憑。”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張杰夫對《瞭望東方周刊》說，“這種放權是一種革命性創新。”

　　這個時期，被后來稱為“黑板搬家”的浪潮還只是簡單地將線下課堂內容搬到線上，但在中國教育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大批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勞動者通過遠程開放教育學習所獲得的技術、知識和技能應用于社會生產各個領域，從而間接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進入新世紀，教育信息化從高等教育走向基礎教育。

　　2000年10月，教育部決定從2001年起用5到10年時間在全國中小學全面實施“校校通”工程，以信息化帶動教育的現代化，努力實現基礎教育跨越式發展。

　　2001年教育部撥款9000多萬元，重點支持現代遠程教育項目；2002年，教育部提供5000套接收設備，啟動現代遠程教育扶貧示范工程；國家投資9億元的西部高校校園網建設工程啟動……

　　2003年2月17日，開學第一天，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定為“百所現代遠程教育試點學校”的昌吉市第一中學初三（1）班同學們在多媒體語音室學習英語

　　一塊屏幕改變命運

　　2018年，一篇《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的爆款文章刷屏朋友圈。文章所講述的是成都七中高中全日制遠程直播教學模式如何改變邊遠民族地區教育現狀的故事。

　　2002年，成都七中開設網校，啟動高中全日制遠程直播教學，一塊屏幕將成都七中與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兩所高中（康定中學和瀘定中學）相連。

　　2012年，康定中學直播班學生毛鑫以631分的優異成績被清華大學水利水電專業錄取，成為甘孜州恢復高考以來第一個考入清華大學的應屆高中生。

　　七中網絡教學模式引發關注，更多邊遠地區學校加入七中直播課。

　　“七中網絡教學將前端學校與遠端學校構成一個教學協作體。”成都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羅清紅說。

　　在這個協作體內，前端和遠端學校同時備課、上課、作業、考試。前端教師、把關教師、遠端教師和技術教師四種不同角色教師之間協同工作，利用實時交互、虛擬交互、替代交互、轉移交互引導遠端學生參與課堂，融入課堂，實現“同堂”。

　　據七中教數學的杜老師介紹，“在網絡直播教室里，上課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主講老師，站在七中的教室里講課，授課信息通過雙向衛星信號傳輸，以視頻形式同步出現在遠端課堂大屏幕上的右上角。另一位老師站在屏幕旁，利用主講老師講課的間隙進行補充講解。如果遠端學生想直接向七中老師提問，網校為各地學校輪流安排了互動時間，衛星信號可以為遙遠的師生建立實時交流通道。”

　　今天，許多互聯網教育機構普遍采用這樣的“雙師模式”。

　　從剛開始的跟不上，到逐漸適應七中節奏，再到考上大學，一根網線像一束光打進邊遠地區的深山里，照亮了孩子們向上攀登的道路。

　　七中遠程教學實驗的實踐效果顯而易見。

　　截至2018年，248所貧困地區的中學通過直播跟隨七中同步上課。7.2萬名學生通過這種方式完成高中課程，其中88人考上清華北大。

　　“全日制遠程教學改變了‘同學’的定義，大大增強遠端學生的信心，縮短遠端教師的成長周期，重塑當地的教育生態，大大增強了當地老百姓對教育改變命運的信心。”張杰夫告訴本刊記者，“這是我國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創造出的中國奇跡。”

　　七中全日制遠程直播教學模式成為中國互聯網教育的一張名片。然而截至目前，其模式還存在著難以復制、難以推廣的問題。究其原因，張杰夫分析，除了受教材和高考改革、復制難度大、面臨收費政策敏感區、難以盈利等諸多問題的影響外，更需要將遠程教學模式放到更大的時空中去思索，放到重構未來教育的框架下探討，要思考怎樣系統性構建“互聯網+”時代的“新型教育服務供給方式”。

　　這次疫情，對于在“更大的時空中”考察中國互聯網教育的發展“成色”與未來路徑，提供了一次意義重大的實戰。

　　在線教育元年

　　2010年黨中央、國務院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信息技術對教育具有革命性影響，必須予以高度重視。”這一具有遠見卓識的論斷成為我國教育改革發展的風向標，引發了全國范圍大規模的教育信息化建設浪潮。

　　2012年起，哈佛、斯坦福等世界頂尖名校紛紛上線慕課課程，2013年慕課之風傳到中國。

　　中國高校和教育企業迅速上線慕課課程并搭建平臺，成立了中國東西部高校課程共享聯盟、C20小學初中高中慕課聯盟等組織，各種高校慕課研究中心、研討會、交流會、比賽等不斷涌現。

　　然而慕課的弊端很快顯現，輟學率高達95%、學歷不被承認、學分不能互認，都使得慕課的影響力始終無法擴大。

　　2014年11月《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大學于2013年開設了15門慕課課程，注冊人數超過15萬，但參加考試的不到1萬人,最終通過結業考試拿到證書的只有2500余人，結業率僅1.7%。

　　雖然慕課沒能給中國教育帶來革命性變革，然而被稱為“在線教育元年”的2014年，資本已看到互聯網教育風口正勁。

　　2014年1月，國務院取消“利用互聯網實施遠程高等學歷教育的教育網校”的行政審批，新政策效應迅速發酵，在互聯網教育領域一石激起千層浪。無論是現代遠程教育試點高校還是非試點高校、互聯網教育企業、培訓機構、職業教育院校以及許多投資機構，都將目光聚焦于此。

　　那一年，大批互聯網教育公司突然涌現，范圍涵蓋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K12）、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等幾乎所有領域。據統計，平均每天新增的互聯網教育公司就達2.6家。根據互聯網教育研究院統計分析，2014 年中國在線教育從業企業數量約2500 家，數十萬門在線課程上線，用戶達到了近億人次，比起2012年的數據可謂爆發式增長。2015年底，中國互聯網教育市場規模達到1191.7億元。

　　創業公司之外，BAT等互聯網巨頭也紛紛進入在線教育市場——百度提出“打造生態教育平臺，助力在線教育”的新定位，并投資傳課網；騰訊的QQ增加教育模式；淘寶大學新推在線課堂模式；網易公開課引MOOC進駐。

　　然而上述變化均發生在教育主陣地之外，校園課堂還是傳統的工業時代教育模式：班級授課制和封閉的校園。“傳統教育還是工業時代批量化生產和標準化作業的特征，但目前已經進入由物聯網、大數據、機器人及人工智能等技術所驅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時期，我們的教育革新還沒有同步。”張杰夫說。

　　“三全兩高一大”

　　雖然還未完全“同步”于信息時代，但課堂教學這些年也一直在“+互聯網”方面進行探索。

　　2012年3月，教育部印發關于《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的通知。

　　“教育部專門為某個領域做一個規劃，這在歷史上可能還是第一次。”張杰夫分析，“教育信息化1.0主要解決的是我們國家教育信息化基礎設施設備、聯網和資源等建設問題，提出了三通兩平臺（寬帶網絡校校通、優質資源班班通、學習空間人人通，教育資源共享平臺、教育管理平臺）的建設。”

　　新冠疫情，就是對教育信息化1.0成果的一次檢驗，數億學生一瞬間涌到虛擬空間上來，實踐證明，“空中課堂”系統沒有癱瘓，教育信息化基礎建設過關。

　　2018年4月，教育部印發《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通知，提出要到2022年基本實現“三全兩高一大”的發展目標。

　　“三全”指教學應用覆蓋全體教師、學習應用覆蓋全體適齡學生、數字校園建設覆蓋全體學校；“兩高”指信息化應用水平和師生信息素養普遍提高；一大指建成“互聯網+教育”大平臺。

　　張杰夫認為，我國教育信息化發展至今，取得了五大革命性成果：

　　教育范式開始從工業化時代學校教育轉向信息化時代教育；教學方式開始倡導探究式合作式的個性化學習，例如翻轉課堂等；信息化設備逐漸成為日常應用；從依據經驗進行教學管理逐步向依據大數據手段轉變；學習空間從現實空間到虛擬空間。

　　學生過上了數字化生活。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電子學籍的建立，“充分利用電子學籍，構建國家教育大數據庫。利用制度優勢，我國電子學籍建設僅僅用幾年時間就解決了美國一百年都沒有解決好的‘一人一號、終身不變’難題。電子學籍是教育底層基礎數據，對于教育具有‘車同軌，書同文’的戰略性意義。未來教育的數據記錄范圍、測量范圍和分析范圍在此基礎上可以不斷擴大。”張杰夫說。

　　新型教育形態

　　疫情防控期間，學校教師化身主播，從最初面對鏡頭的不自然到后來創新出更具吸引力的授課形式、與學生互動性逐漸增強，可以說他們在“試水”在線教育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同時，這次在線教育全國大練兵也暴露出很多問題，例如國家教育平臺上的資源相對不足，名師名家教學的“表演”色彩比較強，針對不同區域不同學生的個性化資源較少；部分教師的互聯網素養準備不足、課程效果打折扣；學習者手機上要裝十幾個甚至更多的App，還有部分貧困家庭缺少網絡或硬件，有媒體報道偏遠山區小學生需要長途跋涉到山頂懸崖邊，才能接收到網絡信號……有評論人士認為，在線教育所要求的硬件投入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教育的不均衡，讓受教育變成了一件“千元起跳”的有門檻的事情。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近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再也不可能、也不應該退回到疫情發生之前的教與學狀態。”疫情讓我們重新思考，“互聯網+”教育該如何實現？

　　互聯網+N領域，幾乎都能對此領域帶來革命性變革，“目前我國的‘互聯網+’教育只處于淺層次的應用階段。”張杰夫說，“互聯網還沒有深層次地變革教育，甚至連班級授課制也沒有改變。要重新建立一套互聯網思維的教育模式，需要我國在體制機制上，在供給側改革層面有所創新。”

　　針對疫情防控期間暴露出的問題，朱永新在2020年兩會期間的提案中提出教育“新基建”的建設建議：要加大5G為基礎的信息網絡建設，把基礎設施建設延伸到“毛細血管”的末端；建立一個國家教育資源的大平臺——由國家邀請專家來審定平臺資源，把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資源全部放到該平臺，讓所有人都可以無償得到最好的教育資源。

　　比如，加大基于未來網絡學習的新型“學分銀行”建設，用學習的“通券”（學習幣）為激勵方式的新型學分銀行體系。

　　比如，通過網絡進行學習的人員可獲得減免網絡流量費的資格，政府可以給教育資源提供商以免稅、減稅的政策支持，從而幫助薄弱地區以及弱勢人群學習，能夠為他們提供積極的支持，鼓勵更多的人進行學習，讓網絡成為學習的社區。

　　朱永新在著作《未來學校：重新定義教育》中這樣描述“互聯網+”下的新型教育形態：

　　傳統意義上的學校會消失，變成學習中心，沒有統一教材，沒有了固定年級和班級制，也沒有上學、放學時間限制，學生沒有寒暑假；課程是社會供給，老師來自全社會；只要修夠課程品類要求、學分，就可以畢業，獲得國家頒發的文憑；學校不再壟斷課程學習和考試，變成了教育服務機構和數據中心；課程是政府教育部門招標、全社會競爭中標的；教師變成了學生學習方法的指導者和學習過程的陪伴者，職業規劃師或者人生導師。

　　2020年5月，人社部公布了擬發布的10個新職業，在線學習服務師上榜。

　　疫情前，已經有地方再探索“政府引導、多方參與”的信息化發展模式。

　　2018年，好未來與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簽署教育信息化2.0建設戰略合作，在這次合作中，好未來還將STEAM教育、創客教育資源引入上海市的基礎教育領域，以滿足學生個性化需求。

　　后疫情時期，這種企業與政府多元合作的探索應該會更多。

　　要實現教育信息化“四化（網絡化、數字化、個性化、終身化的教育體系）”體系建設，就要突破教育小作坊式的生產方式，構建一個更大的教育時空和生態，“為每個學生提供適合的教育”。張杰夫說。記者張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