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5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ICU，一名護士在工作。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趙迪/攝

　　編者按

　　白衣為袍，馳援荊楚，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中，4.26萬名被派到湖北抗擊疫情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寫下了人類醫療史上的獨特一頁。

　　今年是現代護理學創立者南丁格爾誕辰200周年。在5·12國際護士節前夕，《中國青年報》發起了一項《護士職業生存生活現狀》調查。2695名被調查者中，94%以上是女性，61%在30歲以下。同時，本報多路記者采訪了一線護士，了解他們的工作狀態與所思所想。

　　調查結果顯示，87.69%被調查者對自己的職業基本滿意，80%的人會繼續堅守護理工作，七成以上的被調查者近期有能過繼續學習提升學歷的計劃……同時，很多護士也表達了渴望：提高收入，不要“重醫輕護”；改變單一的晉升標準；得到更多的尊重，“那種被尊重的感覺，就像疫情中體現的那樣”。

　　---------------

　　4.26萬名醫務人員從四面八方馳援湖北，其中的2.86萬名護士，完成了護理職業最大的一次同行匯聚。從年齡來看，80后、90后護士占了90%。

　　對他們的表現，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這樣評價：“護士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當中，為提高患者的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付出了很多專業的努力。”他們制定的病房護理標準操作流程，不僅對保障醫生和患者的安全起到重要作用，也為全球新冠肺炎患者的護理工作提供了經驗。

　　中華護理學會理事長、南丁格爾獎章獲得者、北京協和醫院護理部主任吳欣娟說，對新冠肺炎重癥和危重癥患者的救治中，護士是主力軍。

　　19世紀50年代，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南丁格爾主動申請到戰場照護傷員，每個夜晚她都手執風燈巡視，被士兵們稱為“提燈女神”。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為國際護士日。

　　據郭燕紅介紹，到2019年年底，中國護士總人數達445萬人，比2018年增加35萬人，這是近幾年護士隊伍數量增長最快的階段。

　　那么，都是誰投身“提燈者”隊伍，他們的特點是什么？

　　問題一：經過疫情，認同感提升了嗎？

　　25歲的劉蕊是天津腫瘤醫院消化腫瘤內科護士。除夕，她正準備吃年夜飯，緊急報名去了武漢。回到天津，隔離休整后，她又回到了工作崗位。

　　她所在的消化腫瘤內科特別忙，護士的午休時間經常被擠沒。疫情之前一段時間，劉蕊都是值夜班。從晚8點上到次日早8點，醫院杜絕看手機、趴在桌子上這類“睡崗”行為，護士要定時巡視病房，觀察每個病人的狀態。

　　相比武漢時的工作，劉蕊覺得回來后更加繁忙，但是心理壓力不同。“回來以后心理狀態比以前好，以前時常會抱怨工作太累、患者太難伺候，現在覺得這些都不是事兒。”劉蕊說，“很多患者聽說我從武漢回來，都對我很尊重，這是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事。”

　　一位患者跟她開玩笑說，“你去武漢回來，技術更好了，扎針一點都不疼了！”

　　“對我來說，這是患者對我極大的信任和包容。我希望這種醫患之間的溫暖和理解能一直持續下去。”她對記者說。

　　這種體會不是特例。

　　沈悅好，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呼吸科ICU護士長，當初利用“職務之便”，把自己的名字第一個寫在了報名支援武漢的名單上。

　　她說，在武漢時的心理壓力源于對未知的恐懼。大年初一出發，沒有人知道什么時候回來。每天穿戴層層疊疊的防護裝備，醫護人員每天都處在近乎憋氣、缺氧的狀態。她有段時間感到自己胸疼，起初擔心生病了，后來問其他護士，大家都是一樣的感覺，是長期憋氣導致的。

　　“離開武漢的時候，很多不相識的志愿者和市民，哭著送我們。我特別感動，覺得武漢人民特別可愛。”回到天津，沈悅好感覺患者對醫護人員的態度比從前好，整個社會都對醫護人員更尊重。以前有的患者懷疑他們“吃回扣”、掙病人的錢，現在他們知道這些人在武漢拼過命。

　　武漢協和醫院護士許浩遠對記者說，她本來考慮過轉行，經歷過疫情，她的職業認同感提高了很多，會繼續做下去。

　　本報《護士職業生存生活現狀》調查發現，22.8%的被調查者對自己的職業滿意，64.89%的調查者基本滿意；80%的人沒有近期換工作的想法。對于“疫情暴發后，有無感覺醫護社會地位得到提升”的單選題，36%的受訪者選擇了“是”。

　　27歲的孫曉瑩是遼寧省葫蘆島市中心醫院神經外科ICU的一名護士，工作了6年，沒有感到職業倦怠。病人轉危為安，是讓她最有成就感的事情。“這種成就感能讓我對這份職業產生一種由衷的自豪感和歸屬感”。

　　在她支援武漢期間，有一位老人被收進重癥監護室，經過幾天治療，脫離呼吸機，可以轉入普通病房。轉走那天，老人激動地道謝。孫曉瑩說：“那種喜悅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一個重癥新冠的病人，病情終于能轉危為安，還能和你握握手、說說話，會讓你覺得一切都值了。”

　　問題二：累在哪兒？

　　目前，我國每千人擁有護士數達到3人。數據顯示，歐盟、美國、日本、挪威每千人擁有護士數分別為8人、9.8人、11.49人、17.27人。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的目標是，到2030年，我國每千常住人口擁有注冊護士數將達到4.7人。以此計算，還需增加約240萬名護士。社會加速老齡化，對護士的需求不斷上升，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加入這一行業，是全社會面對的考題。

　　朱迪（應受訪人要求為化名）是上海一家民營醫療機構的護理部主任，從公立三甲醫院跳槽至此，“我們全班40個護理專業學生，畢業10多年，現在只有23人還在公立醫院做護士，其中10人已經跳槽到民營醫院。”

　　朱迪是衛生學校中專學歷。當年同她一起，好不容易“擠”進那家公立三甲醫院的8個同學，有4人回衛校做老師，剩下4位護士中2人至今未婚，“都快40歲了，每天忙得連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

　　之所以跳槽，朱迪說并不是“為了錢”：“從工資角度來說，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開給護士的工資差不太多，略高一點點。但民營醫院遠沒有公立醫院那么忙。”

　　她原先在的那家醫院，一個病區夜班時需要照顧七八十個病人，而現在，一個病區通常是二三十人，“我能有充足的時間和病人好好溝通，也不容易爭吵，少受氣。”

　　在大型公立醫院，急診科護士壓力尤其大。“搶救室一個班8小時，有時一個班內接待10多輛救護車是常態。前面的病人還沒搶救好，馬上又來一個。”朱迪告訴記者，公立醫院里急診科護士流失率最高，那是“最忙、最辛苦的一個部門”。

　　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急診科護士何小平說：“凌晨兩點到早晨八點，大家都在睡覺的時候，我們急診科走一兩萬步很正常。其實就是那么小的空間，急診科的護士普遍都是偏瘦的。”

　　她認為，主要的職業壓力來自“倒夜班”，一年120多個夜班，相當于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倒夜班。睡眠不規律，很多人失眠，還有腰肌勞損。

　　本報調查顯示，護士對目前職業不滿意的原因，依次是收入、社會地位、醫患關系、工作時長、發展前景等。收入在2000-4000元之間的占22.62%；4000-6000元的占36.81%；6000元以上的占35.85%，收入一般隨醫院等級遞增，也隨城市規模而遞增，6000元以上的大部分都在大城市的三甲醫院，有些在萬元以上，個別達到兩萬元。

　　但在中西部地區市縣醫院，護士收入則普遍偏低，很多人離開，“不是不喜歡，是有太多障礙”，27歲的萬曉輝（應受訪人要求為化名）說。她是甘肅省平涼市某縣一家二甲醫院婦產科護士，護理專業大專畢業，2015年畢業后，先在西安一家民營醫院上了一年班，管吃管住，每月工資2000多元。她一直在投簡歷，希望能端上“公家”的飯碗。

　　現實很“骨感”，大專學歷很難在西安進入一家三甲或二甲醫院。萬曉輝記得一次招聘，交報名費才能參加考試，只招50人，來了將近400人。

　　2016年下半年，萬曉輝一咬牙辭了工作，來到男友所在的平涼市某縣，恰巧趕上了縣醫院的招考，門檻是“大專畢業、有護士資格證”。

　　萬曉輝終于考進了公立醫院，成為一名合同工，所在科室是婦產科。她自我評價比較稱職，但有很多憋屈的地方，“家屬經常將我們當成‘服務員’，我們說話聲音小了，就說聽不見；聲音大點，就去投訴我們態度不好。說實話，我們也是人，也有心情不好、被問煩的時候，甚至個別情況下，一個人要同時照顧十幾個病人，忙得暈頭轉向，怎么能做到時刻笑臉相迎呢？”

　　日常工作考核多、填表多，這些事情讓萬曉輝覺得繁瑣，“每月要抽查護理操作，參加理論考試，還會隨機護理查房。所有人員都必須到位，可考試內容卻相對基礎，不存在考不過的情況。另外，除了做一些日常工作，我們還要負責填寫五花八門的表格，浪費了不少時間。”

　　她對工資也不滿意。在縣醫院第一年，她的每月底薪只有1250元，此后每年增加50元。一個夜班的津貼是25元，加上獎勵等收入，每月最多只能拿到3000元。醫院規定，護士入職3年后，才給繳納養老險、失業險。

　　問題三：編制，繞不開的坎兒？

　　除了感到工作強度大，朱迪離開公立醫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編制。她知道，雖然現在公立醫院對于聘用護士和編制內護士實行“同工同酬”的管理方法，但兩者之間仍然有著重要區別。“社保和公積金標準都不一樣，機會肯定是編制內護士多。但醫院編制就那么一點，現在大部分護士是合同制。”

　　在本報問卷調查中，76.27%的被調查者的用工身份是聘任制，正式在編只有8.87%，此外，還有勞務派遣、臨時工、實習生等身份，甚至實習生還有長期實習生、短期實習生之分。另外，有人事代理、后人事代理等等用工類別。

　　福州一家三甲醫院的一位女護士今年27歲，大專畢業，工作6年，為非在編人員，月收入6000多元。她所在的呼吸科共有22名護士，其中8個年輕護士輪流上夜班。在這8個人中，只有一個是在編的。在編與非在編的區別在于，前者可以評職稱，后者不行；前者比后者的月收入多1000多元。有一年，這家醫院招收3名在編護士，結果報名的有200多人。如今，同一家醫院招收在編人員，學歷起點是本科。

　　萬曉輝認為，同工同酬是護士面對的問題中排在最前面的。“我們科室21名護士、助產士中，僅有護士長和另一名資歷較長的護士有編制，其余都是像我一樣的合同制。不同身份，帶來不少差別。據我了解，有事業編制的，每月至少可以拿到4200元工資，有五險一金，且在獎金分配、推先評優中有很大優勢”。

　　她了解到，醫院就合同制護士的身份問題做過改革，通過考試確定同工同酬名額，但條件嚴苛。工作滿5年才具備報考資格，名額不多。近幾年，她所在科室僅有兩人考上。

　　身份，還影響到萬曉輝產假期間的收入，“產假6個月，每月只能拿到600元左右，但正式職工至少可以拿到自己80%的工資，比我們多很多。”

　　此外，因為身份問題，她也沒有資格參加護士長的選拔，等于沒了上升空間。“因為這些，我身邊至少有5名同事辭職，我也無數次動過這個念頭，但轉頭一想，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么，現在又有了寶寶。婆婆幫我看孩子，在老人眼里，我這份工作還不錯。要說我對未來有什么期盼，我最希望的就是通過同工同酬考試，漲點工資，身份什么的，就不去奢求了”。

　　問題四：晉升的必由之路是寫論文？

　　安徽省第四批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血管內科副主任醫師王昌會指出，醫療和護理是一個有機整體，二者不可割裂，都不可或缺，不宜夸大或弱化某一方作用。醫護精誠合作，才能達到最佳診療效果。

　　“在抗‘疫’過程中，護士發揮了重要作用。”王昌會看到了同事的辛苦：由于新冠肺炎有很強的傳染性，家屬不能照顧患者，病人的照料都由護士負責；臨床工作中，如手術介入治療等環節，醫生和護士組成醫護團隊，共同完成診治。

　　吳欣娟說，護士要為患者制定和實施個性化的護理方案，要收集臨床資料，觀察病情變化，觀察治療效果，及時采取措施預防各種并發癥的發生。醫生要根據護士的病情觀察和反饋，及時調整治療方案，治療才能更有保障。“舉個例子，我們對患者末梢肢體顏色的細致觀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的凝血情況，為醫生的治療提供第一手資料”。

　　“有些患者以為護士就是打針配藥，這種理解很狹隘。”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護理部主任王建寧告訴記者，現在護理專業化發展非常快，出現很多專科護士，比如重癥監護護士、手術室護士、急診護士、器官移植護士、腫瘤護士等，要求的技能都不相同。有些專科護士的某些能力高過一些年輕醫生，比如有經驗的助產士，在產床處理問題的能力比年輕醫生強。

　　王建寧介紹，有些重癥患者使用ECMO（人工膜肺），整個儀器的運轉，都由護士來維護。一些有經驗的護士，可以根據病人的生命指標來調試參數。

　　不過，很多護士反映，對他們的評價相對單一。

　　“護士要晉升，唯一的通道是像醫生們一樣去寫論文。上海的三甲醫院要求高，（評）中級職稱要寫論文，中級升副高，一定要申請市級課題才能算，我們很難達到這個要求。”朱迪說，初級升中級，中級升副高，都面臨晉升的瓶頸，“我們天天在一線忙得昏天黑地，連談戀愛都沒空，哪有空搞課題？”

　　三甲醫院手術量大，以朱迪之前所在醫院的科室為例，一天有大大小小80-100臺手術，病人術后全都交給護士團隊來照看，“越是大醫院，護士越忙，晉升越困難。”

　　本報調查顯示，近73%的護士近期有提高學歷的計劃——學歷的提高，與晉升、職稱、編制都密切相關。（記者 胡春艷 王燁捷 王豪 陳卓瓊 陳強 王晨 王海涵 執筆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