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公共衛生”成為社會關注的熱詞。公共衛生隊伍現狀如何？隊伍建設發展過程中遇到哪些梗阻？半月談記者在多地進行了調研。
公共衛生專業：入學不愿報，就業不愿選
中部某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成立于上世紀50年代，擁有公共衛生碩士點、博士點和博士后流動站，雖然專業實力靠前，但近年本科招生情況不理想。“過去多的時候能招250人，去年只招了150人，而且第一志愿報考率只有11%，很多學生都是從臨床專業調劑過來的。”該校招生負責人說。
很多在公共衛生專業就讀的學生都希望轉到臨床或其他學科。某高校一位預防醫學專業的大二學生說，與臨床相比，感覺公共衛生方向就是什么都學一點，但是什么都學不精，大家都說一流人才搞臨床，二流人才干公衛，很多人對專業前景沒信心，想著轉專業，甚至還有人想退學回家復讀重考。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大部分公衛專業畢業生最后并沒有真正從事公共衛生工作。高校教師普遍反映，公衛專業畢業生的就業首選是醫院的輔助科室，比如醫院的公共衛生科、院感控制科，“這比去疾控系統強多了”。到了博士一級，疾控中心往往是求職的最末選項。
據吉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統計，目前大約僅有50%的學生畢業后從事公衛工作。“10年前，學生畢業了大多從事公共衛生工作，去疾控、婦幼保健院、結核病防治所、監督所等，但是越到近年，畢業后從事公衛的人數越少。”吉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劉雅文說。
打打疫苗、管管檔案、做做宣教，做公衛等于“三沒”？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重治療輕預防的社會“偏見”，導致高校里公衛專業不受“待見”，從事公共衛生工作容易出現“三沒”情況——沒錢，沒地位，沒前途。
東部某高校一公衛專業本科畢業生說，在醫院雖然不是醫生，但能拿到平均獎，算下來也比疾控中心的工資高。“疾控中心屬于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全額撥款，工資固定，很多畢業生來應聘的時候，第一句話就問，你們這第一個月工資多少?當聽到3000多元這個數字的時候扭頭就走。”福建某地市疾控中心負責人說。
一位從國家疾控中心離職的公衛博士坦言，收入低是跳槽的重要原因。“有了孩子之后，奶粉、紙尿褲、玩具，樣樣都要花錢，每個月的工資根本不夠養家。快40歲了，受教育20多年，不光不能給爸媽錢，還得靠父母贊助，心理落差太大。”
醫院里的公共衛生部門也不受重視。福建某縣醫院有關負責人說，在縣醫院其他科室的眼里，公共衛生不過是“打一打疫苗、管一管健康檔案、做一做健康宣教”的部門，技術含量和那些開刀做手術的臨床科室“沒得比”。
公衛工作不受重視，造成公衛隊伍的不穩定，人才流失現象十分普遍。國家衛健委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至2018年，全國各類醫院衛生人員增加了58.07%，而疾控系統人員下降了4.5%。
衛健工作抓“牛鼻子”，不能只是說說
“如果把疫情看作一頭瘋牛，早期預防控制流行病是抓牛鼻子，臨床治療是抓牛尾巴。”專家認為，必須改變長期以來重治療輕預防的傾向，把預防為主的衛生和健康工作方針落到實處，扭轉公衛發展窘境。
首先，加大公衛經費投入。數據顯示，從2014年到2019年，我國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從36億增加到50億，而國家“公共衛生專項任務經費”項目撥款從5.29億下降到4.5億。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張建新表示，一些地方沒有建立對疾控系統長期穩定的投入保障機制，投入不足導致疾控機構職能偏廢，疾控機構人員薪酬明顯低于同級公立醫院，人才流失嚴重。
其次，加快疾控體制改革。西安交通大學副校長、醫學部主任顏虹說，非典以來，疾控中心逐步取消原來的營利性收費項目，退出市場化投資與經營，由于投入有限，直接帶來從業人員整體收入下降；2018年，疾控中心開始按照“參公事業單位”試點改革，但收效有限，建議進一步探索實施疾控體制改革。
最后，提升公衛高等教育水平。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深圳)院長舒躍龍等建議，改善我國公共衛生高級人才培養模式，強化公共衛生專業博士培養體系，滿足對公共衛生高層次人才的需求；在臨床專業本科開設公共衛生必修課，在其繼續教育里進行定期的公共衛生教育培訓；高校與公衛領域用人單位之間建立溝通機制，合力培養具有實戰經驗的“防治全能”人才。（參與記者：閆祥嶺、藺娟、董小紅、趙丹丹、俞菀、陳弘毅、岳冉冉、林苗苗、羅鑫、仇逸）（刊于《半月談》2020年第7期）（記者 馬曉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