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4月5日電? 題：堅持“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偉大實踐重要保障——訪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原秘書長梁振英
新華社記者顏昊、劉明洋
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原秘書長梁振英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堅持“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保障；必須加強對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就基本法內容解疑釋惑，有針對性地駁斥對基本法的曲解和誤導。
經過多年的醞釀、起草和咨詢工作，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并經國家主席令公布，成為中國第一部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
在這歷史性一刻之前，梁振英已經擔任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并參與起草基本法的咨詢工作多年。“在近代世界歷史上，以和平方式收回一個國際大都市是一個創舉；在一國之內，設立一個使用另一種制度的特別行政區更是創舉。”梁振英說。
在梁振英看來，中國政府在關于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的莊嚴宣示，就是訂立香港基本法的初衷：在香港實施“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在50年內保持不變。
他表示，將收回香港、建立特別行政區后的有關基本方針和政策“以法律形式規定之”，不僅說明了中國政府對這些基本方針政策的重視，更說明了對法治的重視。
基本法咨詢工作史無前例
梁振英見證了基本法從無到有、從理論到實踐的歷史進程。他說，從1982年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談判到1997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的過渡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在第一個七年多的時間里，前兩年是中英談判并簽署聯合聲明，之后是起草和制定香港基本法。而第二個七年多的時間，則是為基本法的全面落實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做好準備。
他說，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工作一如國家的其他法律是全國人大的職責，但與全國人大訂立的其他法律不同，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會有近三分之一的委員來自香港各界、各階層，與起草委員會的內地委員共同工作。
此外，為了更廣泛地聽取香港各界對制定基本法的意見和建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更是于1985年在香港成立了專門和龐大的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為了基本法的起草而進行的咨詢工作，是香港有史以來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咨詢。
據梁振英介紹，咨詢委員會的180名委員來自香港政界、商界、勞工、專業界、宗教、公務員、小販、教師、學生等。
“我們可以負責任地重申，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民主、科學、細致和嚴謹的。在充分咨詢的基礎上草擬完成的基本法不僅有法律效力，更充分反映了香港當時各界對回歸后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制度的訴求。因此，成果是需要全面落實和嚴格遵守的。”梁振英說。
解疑釋惑 有針對性地駁斥對基本法的曲解和誤導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開始前，香港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落實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誠意和能力不無懷疑。梁振英說，通過香港社會近5年的全面參與，尤其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水銀瀉地般”的工作，香港社會逐步得到解疑釋惑，這是基本法5年起草工作的一項有歷史意義、計劃以外的收獲。
他說，香港基本法是世界少有的一份現代憲制性法律，更是在澳門特區之前唯一的一份落實“一國兩制”的憲制性法律。因此，一方面解釋、宣傳和推廣的需要十分突出，任務十分艱巨，直到今天這項工作的成效還有待鞏固和擴大。另一方面，我們要有針對性地反駁任何對基本法的曲解和誤導。
梁振英舉例，一些西方政客把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扭曲為“全面自治”；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確規定，普選行政長官要遵循“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選產生”的程序，而不是“全民提名”后普選產生的程序。又例如，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是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而不是“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梁振英表示，對于這些曲解和謬誤，我們都不能任由其發展，必須嚴詞駁斥，通過有針對性的辯論讓香港社會讀懂弄通香港基本法的內容，讓國際社會了解“一國兩制”的具體安排。
愛國者治港天經地義
梁振英認為，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的“港人治港”，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這既是天經地義，也是香港的現實需要。
“香港是‘一國’的一部分，治港的港人必須愛國，這是天經地義；治港的主體如果不是愛國者，對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民生各方面的沖擊都是災難性的，這是必然的現實，只有處心積慮要將‘一國兩制’推向失敗邊緣的人才會罔顧這些現實。”梁振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