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伍連德和助手在他的第一個實驗室工作。 圖片由黑龍江伍連德紀念館提供

　　1910年歲末，一場引發肺部病變的鼠疫在東北三省肆虐。臨危受命的伍連德，從天津一路北上，成功撲滅了一度令人絕望的瘟疫，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性命

　　他不僅發明了中國第一款口罩——“伍氏口罩”，還提出旋轉餐盤倡導分餐制，并推動中國現代醫學體系的建立

　　每一次流行性傳染病暴發，分餐制都會被大力倡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分餐制再次成為備受追捧的新風尚。

　　而在一個多世紀前，同樣是一場瘟疫挑起一場浩劫，31歲的年輕醫生伍連德提出旋轉餐盤的概念，放上公筷、公勺，減少細菌傳播。一個小小的創新，卻在人類文明史上邁進一大步。

　　那是1910年歲末，一場引發肺部病變的鼠疫在東北三省肆虐。臨危受命的伍連德，從天津一路北上，成功撲滅了一度令人絕望的瘟疫，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性命。

　　如今，伍連德的名字鐫刻在紀念碑上，閃耀在小學校門旁，他的雕像屹立在校園，他的故事再次傳遍……他離我們并不遙遠。除了分餐，中國現代醫學體系的建立、“伍氏口罩”的發明，伍連德都是幕后推動乃至首創者。

　　發現鼠疫

　　1910年12月24日，哈爾濱火車站。迎著漫天大雪，聽著遍地哀號，伍連德和學生林家瑞踏上了這片“談鼠色變”的苦難之地。

　　出生在南洋，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伍連德是第一位華人醫學博士，先后在法國巴斯德研究院、德國科赫實驗室從事傳染病病源學和疫苗學研究。他受命擔任北洋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3年后，又被任命為東北防疫總醫官，一路北上，去消滅一種不明原因的怪病。

　　病人先是發燒、氣喘、咳嗽，過不了幾天便吐血而亡，死后皮膚呈紫紅色。這種病在哈爾濱傅家甸已經流行了一個多月，死亡人數每日遞增，疫情失控，“如水瀉地，似火燎原”。

　　那是清王朝最后一個冬天，內憂外患。從官員到百姓，從朝堂到地方，人們對現代醫學一無所知。日本與俄國則以防疫為由，虎視眈眈、趁火打劫。

　　為了盡快找出病因，伍連德在客棧一間幽暗的小屋里，對一具遺體進行了解剖。“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是中國傳統觀念，因此這場解剖是秘密進行的。

　　很快，伍連德在血液中有所發現——光學顯微鏡下，鼠疫桿菌的形態暴露無遺。一系列研究證明土撥鼠是其來源，這是一場由捕獵旱獺引發的災難。作為以往腺鼠疫的升級版，肺鼠疫可通過飛沫在人和人之間傳播。

　　這是人類流行病歷史上第一次提出鼠疫分類理論，成為此后伍連德指揮戰“疫”的科學依據。

　　科學戰“疫”

　　伍連德立刻向朝廷建議，派遣軍隊，調遣醫生，動用警察協助封鎖交通要道。同時向哈爾濱百姓宣傳鼠疫防控知識，教他們可行的防護方法。

　　初來乍到，風俗習慣、語言交流都讓伍連德頗感為難。面對當地官員和醫生的不理解、不認同，他沒有退縮，一遍遍解釋自己的判斷，分享自己的發現。

　　沒想到，他的方案被曾參與過印度、香港等地鼠疫防治的專家、法國醫生邁斯尼全面否定。邁斯尼主張飛沫沒有傳染危險。可不到十天之后，邁斯尼便染上肺鼠疫，以生命為代價為錯誤買單。

　　這一消息傳來，巨大的恐慌情緒和看不見的“敵人”交織在一起，如一張巨網籠罩在哈爾濱上空。人們開始把希望的目光轉向伍連德，祈求一絲曙光。

　　伍連德曾在自傳中寫道：“很明顯，傳染是通過病人咳嗽和飛沫一個接一個發生，能夠阻止的辦法只有嚴格地將病人從健康人群中隔離開來……藥品沒有絲毫作用，因為這種疾病對肺的破壞太快了。”

　　隔離，是最有效也是最廉價的防疫之法。在伍連德的籌劃下，整個傅家甸被分成四個區，往來鐵路實行嚴格檢疫，流動人口受到管控，學校、客棧、劇院和浴室變成了消毒站，寺廟和廢棄的房屋改建成病房和醫院。

　　當時每個區有一個首席醫官、兩名助手，還有衛生警察、消毒員、檢查員和擔架員。居民都要佩戴臂章，分紅、黃、藍、白不同顏色，只能在本區活動，即使住對門，也不準來往。警察每天派人到各家各戶檢查。

　　為防止飛沫傳播，伍連德發明了中國第一款口罩。把一塊外科紗布折疊起來，中間襯上一塊藥棉，然后把兩端剪開做綁帶，制作方便、成本低廉，防護也嚴。一批婦女批量趕制。人們戴上口罩，把嘴和鼻子遮擋起來，稱它為“伍氏口罩”。

　　不僅口罩，餐廳旋轉餐盤也在伍連德的倡導下應運而生。

　　中國民眾喜歡集體吃飯不分餐，但唾液是疾病傳播的主要途徑之一，用筷子夾同一盤菜會引起交叉感染。伍連德提出放上公筷、公勺，采用西方的分餐制，盡量減少細菌傳播。

　　隨后，伍連德所居住的道臺府采取“雙筷制”，即每人使用兩雙筷子：一雙取食，一雙入口。這樣，衛生的問題解決了，但不夠方便。

　　伍連德又建議設計一種旋轉餐桌。當時的衙門主廚鄭興文靈機一動，在八仙桌上裝個圓板，中心以鐵柱為軸，讓圓板旋轉起來，并在每道菜旁放一勺或一筷做公用。這樣既解決了共食風險，又兼顧了中式菜肴的特色和飲食習慣。從此，旋轉餐桌便流行起來。

　　撲滅疫情

　　隔離、消毒、阻斷交通、減少接觸……十幾天過去，傅家甸的疫情依然沒有減輕。每天的死亡人數都在40至60人，多則上百人，有一天攀升至183人。伍連德一遍遍回想：如此健全的防御體系，到底哪個環節還存在漏洞？

　　一天，伍連德來到城邊墳場，眼前的一幕讓他震驚。雪地上橫七豎八的棺木露天擺放，儼然一個巨大傳染源。鼠疫桿菌在低溫下可存活三個月到半年，如果鼠類和其他動物啃食后，再把病菌帶回人群，鼠疫將循環往復，沒有止息。

　　數九寒天，哈爾濱土層凍結，這些遺體無法安葬，大規模焚燒成了唯一選擇。然而，中國人幾千年的習俗都是入土為安。這樣大膽的想法不合習俗，更有悖倫理。

　　伍連德和在外務部任職的施肇基，一個處江湖之遠，一個在廟堂之高，共同促成清政府的決定。

　　1月31日，大年初一，哈爾濱城郊的墳地火光沖天。當時，很多官員不愿意去墳場監督，伍連德親臨現場一個個清點。

　　適逢春節，為了消弭全城壓抑的情緒，伍連德囑咐防疫部下發傳單，號召大家燃放爆竹，一沖晦氣，同時釋放硫黃起到消毒作用。

　　3月1日，時針指向零點。哈爾濱防疫局內，所有人屏住呼吸，迎接這一時刻的到來——傅家甸的死亡人數為零。

　　醫學曙光

　　哈爾濱的防疫措施做了表率，這里的模式在全國多地復制推廣。隨后，長春、奉天（今沈陽）、鐵嶺……東北各主要城市紛紛傳來清零的捷報。

　　到4月底，整個東北和華北地區的鼠疫被徹底消滅。這場罕見的瘟疫奪走了6萬人的生命，花費白銀一千萬兩。其中，哈爾濱傅家甸有6000多人死于鼠疫，占了傅家甸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不到四個月就成功擊敗一場傳染病，這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當時出版的《遠東報》這樣評價：“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賴伍醫生連德之力。”

　　伍連德救了哈爾濱，救了東北三省。他的睿智與嚴謹，他的擔當與堅守，他深厚的科學素養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引領整個公共衛生領域第一次獲得各級官府的重視。

　　1911年1月，正是伍連德領導抗疫的關鍵時刻，施肇基動議，舉行一次國際鼠疫大會，邀請各國專家學者交流研討肺鼠疫防治辦法。

　　4月3日，萬國鼠疫研究會如期舉行，來自英、美、俄、德、法、日等11個國家的數十名專家學者齊聚奉天。一份長達500頁、名為《1911年國際鼠疫研究會報告書》的報告備受關注。伍連德贏得了與會各界的敬重，被推舉為大會主席。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奠定了中國在鼠疫研究領域的地位。

　　此后，伍連德將大半生獻給了中國現代醫學的開拓事業。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在哈爾濱設立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成為中國最早的現代防疫機構組織。伍連德任總醫官，中國開始有系統地建立起公共衛生體制。

　　1926年9月8日，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成立，伍連德為第一任校長。這是中國東北地區最早由中國人自辦的醫學高等院校，也就是如今的哈爾濱醫科大學。

　　1926年，伍連德寫作的《肺鼠疫論述》，由日內瓦國聯出版社出版。

　　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審委員會提名伍連德為候選人。

　　伍連德還獲得了日內瓦國際聯盟衛生組織授予的“鼠疫專家”等多項國際頂級嘉獎和稱號。

　　伍連德在《鼠疫斗士》的自傳序言中寫道：“我曾將大半生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往事在我的腦海里記憶猶新。新中國政府成立，使這個偉大的國家永遠幸福繁榮。”

　　如今，伍連德的雕像佇立在哈爾濱醫科大學校園內，人們駐足、留念，也從中思考什么是伍連德精神，什么是天下真國士，什么是科學的力量，什么是人性的光輝。（記者楊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