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猴服汗水濕身 氣溶膠時刻威脅

　　病毒偵查員七小時內判“陰”“陽”

　　25℃的室溫，再加上密閉的防護服，王兆娥能感覺到身上的汗在往下淌，護目鏡上已經起了一層霧

　　王兆娥用筆在每一個EP管和收集柱的蓋子上寫下樣本編號，并嚴格遵照相同的位置在樣本格位中碼放

　　半個小時過后，王兆娥將樣本從水浴鍋中取出，余紅接過來將其放入生物安全柜

　　余紅（左）與王兆娥從疫情開始就固定搭班。當晚，主操作者是余紅，王兆娥是助手，負責樣本核對、離心等工作

　　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采集樣本之后，新冠病毒是如何被檢測出來的？核酸檢測是新冠肺炎判定的重要環節，每一個被采樣的人都曾等待“宣判”：核酸檢測陰性還是陽性。而在各級疾控中心微生物檢測實驗室里，有這么一群“病毒偵查員”，他們在肉眼看不見的微觀世界里，日日埋頭尋找病毒的身影。他們不直接接觸病人，卻在努力剝開病毒的真實面目，為疫情的處置提供科學、有效、有力的“大數據”支持。一份樣本牽涉整個疫情防控大局，他們要對每一份樣本負責。從1月20日至今，豐臺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檢驗科的15名“戰士”已經連續奮戰了40多天，每周7×24小時，檢測了上千份樣本……近日，北京青年報記者穿上了防護服，跟隨“病毒偵查員”們深入病毒檢測一線，揭開他們的神秘面紗。

　　檢測結果事關個人與全局 心理壓力大

　　3月2日下午16點多，豐臺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二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呼吸道病毒檢測室外，七個樣本轉運箱在地上碼放成一排。有的是區疾控中心剛剛采回來的樣本，有的是屬地醫院專程派車送來的，有痰液，也有咽拭子，一共19份，均密封在轉運箱里，準備送入實驗室進行檢測——這些樣本的主人正等候“宣判”。

　　新冠病毒傳染性強，必須嚴格按照生物安全的規范開展實驗，十米開外的更衣室，當班的病毒檢測技師余紅和王兆娥正在抓緊更換防護服。她倆的任務就是要將這19份樣本的核酸全部提取出來。余紅來到豐臺區疾控中心微生物檢驗科已經有14年，王兆娥也是有著9年工作經驗的老將。這倆姐妹從1月20日就開始固定搭班。當晚，主操作者是余紅，王兆娥是助手，負責樣本核對、離心等工作。

　　帽子、鞋套、一次性隔離衣、第一層手套、N95口罩、一次性醫用防護服、第二層手套、一次性醫用靴套、第二層鞋套、防噴濺隔離衣、護目鏡……進入實驗室，就意味著有暴露在病毒中的風險，余紅和王兆娥隨時互相檢查對方防護服穿戴是否到位。

　　余紅說，“我們手中的檢測結果不僅關系到樣本的主人，還有他身邊人的生命安全，還有整個疫情防控大局。在疫情早期，對這個病的認知還沒有那么明確，我們的心理負擔會特別重，尤其是做出陽性的時候。”這時，王兆娥打趣道：“剛開始那會兒，做出陰性的時候懷疑實驗沒做好，做出陽性來就怕自己暴露。”疫情之初，她倆總處于這種糾結和矛盾的狀態之中，所以，她們總會反復回憶自己做過的每一個步驟，是否做對了、有沒有疏漏。

　　取出采樣管同時消毒就耗時近20分鐘

　　經過十多分鐘的準備，17點整，余紅和王兆娥穿戴完畢，北青報記者也穿好了防護服，跟著二人穿過兩道防護門進入實驗室。緊挨著外層防護門，有一層透明的玻璃，坐在外面接應的工作人員尉秀霞可以通過這層玻璃觀察實驗室內部狀態，如果有意外可隨時接應。玻璃一側，有一個小小的傳遞窗，樣本已經通過傳遞窗依次送入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大約20平方米，里頭最重要的設備就是角落里的那臺高約兩米的生物安全柜，這也是余紅將要提取核酸的地方。這臺生物安全柜只允許實驗人員將雙手伸入其中操作，柜內裝有特殊的內循環系統，以及特殊的過濾膜，可以保證柜內空氣和柜外空氣的隔絕，防止病毒跑到柜外。

　　準備就緒，王兆娥拿著剛配制好的含氯消毒劑，將七個裝有樣本的箱子依次噴灑消毒。打開箱子，取出黃色的95千帕密封罐，消毒一遍后她才遞給余紅。余紅已經在生物安全柜前坐定。她接過罐子，緩緩打開蓋子，取出其中的密封袋，再用消毒劑仔細噴灑袋子的正反兩面，透過密封袋，可以看到里頭的咽拭子和痰液樣本。北青報記者發現，因為要徹底滅活每層樣本包裝表面可能的新冠病毒，光是從轉運箱里取出這19份樣本，就花了將近20分鐘。

　　25℃室溫外加防護服 汗水往下淌

　　為了防止病毒感染對實驗人員造成危害，每次打開采樣管之前，都要對樣本進行滅活處理。王兆娥將碼放好的樣本放入水浴鍋中，時間設定為30分鐘，溫度為56℃。隨后，她又在實驗臺的小卡片的空白處，寫下了“17：22-17：52”，為自己提醒時間。來來回回地起身、消毒、遞樣品，王兆娥的護目鏡上已經起了一層霧。25℃的室溫，再加上密閉的防護服，王兆娥說，貼身的上衣濕透了，能感覺到身上的汗在往下淌。

　　利用這半個小時的間隙，兩人又開始了另一項至關重要的準備工作。一側的實驗臺上，七個白色帶格位的樣本盒已經擺好，每個盒子里按順序放著20個白色的EP管和收集柱，19個用來處理樣本，1個用來做陰性對照，保證實驗的準確性。

　　七張送樣單上一共19個樣本，上面已經標明了每個樣本的送檢單位、樣本人姓名、樣本種類是咽拭子還是痰，以及其所對應的樣本編號等信息。二人用筆在每一個EP管和收集柱的蓋子上寫下樣本編號，并嚴格遵照相同的位置在樣本格位中碼放。比如，王某某的咽拭子樣本編號固定為1011，所在的樣本盒位置也就固定了下來，就固定在第一排第一號。

　　此時，距離滅活完畢還有十余分鐘，二人各自坐在角落里休息。“這里是密閉的實驗室，而且戴著N95口罩阻力會很大，所以我倆大多靠眼神交流。”王兆娥讓自己安靜下來，期待護目鏡上的霧氣趕緊散去。

　　外包裝一層層去除 風險一點點增加

　　半小時后，王兆娥將樣本從水浴鍋中取出，余紅接過來將其放入生物安全柜，密封袋上還冒著熱氣。靜置10分鐘后，再依次消毒、打開密封袋、取出采樣管、消毒、標上編號、放到樣本架，又花了將近20分鐘，這些咽拭子和痰液樣本才全部被取出并碼放整齊。

　　外包裝一層層被去除，風險一點點在增加。如果樣本中有新冠病毒，且前期未徹底滅活，那么接下來這個步驟就是最危險的。其中有六個樣本是痰液，由于痰液黏稠，必須稀釋才能進行下一步的處理，余紅首先要給這六個樣本加入痰消化液。她左手捏著采樣管的下方，右手捏住蓋子，一圈、一圈、一圈，小心緩慢地旋動管體，大約轉了三四圈，將蓋子打開，按比例加入痰消化液，再蓋上蓋子，讓痰液靜置并充分稀釋。

　　余紅說，盡管已經過滅活處理，但誰也不能保證是否還有未滅活的病毒附著在蓋子上，為了避免產生氣溶膠，所以必須慎之又慎，動作一定要小。

　　隨后，要把樣本從采樣管移到實驗專用的白色EP管中，方能進行下一步的細胞裂解。輕輕打開采樣管的蓋子，用移液器吸取140微升的樣本，加入EP管中，蓋上蓋子。每一個步驟，余紅的動作都非常緩慢、小心，用她自己的話說：“在做實驗的時候幾乎都感覺不到自己的心跳，感覺不到自己在喘氣，是一種非常平靜的狀態。”

　　一個樣本關系到一個生命，每一步都必須仔細核對，王兆娥站在余紅右側，拿著手里的單子，每吸取一個樣本，王兆娥就念一遍樣本應該碼放的位置：“咽拭子，1015-1，四排一；咽拭子，1016-1，四排二；1017-2，四排三……”

　　平移液體要繞開其他樣本表面防止污染

　　要提取核酸，必須加入裂解液將可能存在的病毒進行裂解。余紅解釋說，這個過程，就是將樣本病毒衣殼打開的過程，樣本中的核酸，也就是DNA、RNA等物質就全部釋放了出來。余紅拿起移液器，接上吸頭，在盛有樣本的EP管中吸起部分液體又放回、吸起又放回，混凝五六次后，使液體更加均勻。10分鐘后，樣本中加入的裂解液已經將細胞裂解完畢。下一步，就是要將病毒RNA收集起來。

　　此時，就需要將EP管中的液體全部平移到收集柱中。北青報記者注意到，余紅在平移液體的過程中，動作十分緩慢，用移液器吸住液體的時候，她特意繞開其他樣本的表面，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其他樣本被污染。樣本平移完畢，王兆娥將這些收集柱依次放入離心機，離心一分鐘，樣本中的RNA就全部吸附在了白色的膜中。這樣的過程要操作兩遍才能將裂解液全部去掉，并把RNA吸附在收集膜上。王兆娥將提取出來的RNA液體交給了早就等候在傳遞窗外的尉秀霞，送至另一個實驗室進行RNA擴增、檢測是否含有新冠病毒，還要再等三個小時，也就是一共需要七個小時才能得知結果。

　　卡片上的“三山鎮妖”

　　在實驗室的工作臺上，北青報記者還發現了一張小卡片，上面寫著：“火神山、雷神山、鐘南山三山鎮妖，哈哈哈”，旁邊畫著一個妖怪的腦袋，“哈哈哈”后面還有三張笑臉。看到北青報記者發現了這張卡片，王兆娥趕緊過來把卡片“搶”了過去，反扣在桌上，羞澀地說：“哎呀別看了，這是上次等實驗的時候瞎畫的。”余紅說，等樣本的時候，她們偶爾會在紙上涂涂畫畫打發時間，寫這些話，內心也是希望疫情能早點結束。

　　核酸提取完畢，還要“清理戰場”：清潔消毒生物安全柜、清理實驗物品和防護用品、裝入垃圾袋、高壓滅菌處理、消毒桌面和地面，打開紫外線消毒燈……兩人完成所有的工作走出實驗室，正好是晚上9點。脫下防護服，她們的臉上、手上全是勒痕。余紅兩側顴骨的皮膚已經被N95口罩磨紅了一大片。當被問到感受時，她一邊整理衣服，一邊輕描淡寫地說：“沒啥，早就習慣了。”

　　余紅是當天中午11點半吃的午飯，到晚上9點實驗結束，其間沒吃任何東西。“進去之前也沒敢多喝水，怕想上廁所，也感覺不到餓，精神都集中在實驗上。”為了安心應對，余紅在春節前就把7歲的兒子送回了河北老家。“很想他，希望疫情結束可以早點見到他。”

　　這個檢測團隊每一位成員都是平凡的英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作“豐臺區新型冠狀肺炎防控檢驗技術組”，成員包括：董曉根、秦萌、張玲、封會茹、邢洪光、余紅、王兆娥、尉秀霞、張志敏、顏濤、孟志明、李立軍、曹佳琪、池秀平、劉曉玲。

　　據北青報記者了解，全北京市的樣本檢測分為市區兩級。目前，北京市疾控中心負責部分重點樣本的檢測工作，各區的疾控中心負責檢測本轄區內報送的樣本。此外，全市還有16家具備檢測能力的醫院實驗室，負責本醫院樣本的檢測。文/本報記者 蔣若靜

　　對話

　　擔心自己影響到家人

　　40多天沒敢進家門

　　對話：豐臺疾控中心微生物檢驗科科長董曉根

　　北青報：就剛才進行的檢測而言，您全程盯著這個檢測，看到最終檢測結果，您是不是心里也舒了一口氣？

　　董曉根：是啊，說明形勢在好轉。

　　北青報：現在機器檢測也比較成熟了，也能節省時間，為什么還要采用人工檢測？

　　董曉根：人工檢測是相對原始的方式，機器檢測確實比較成熟，能比人工檢測快一個小時，但是這次疫情來得急、來得猛，每一個樣本都事關重大，穩妥起見，我們能用人工檢測就盡量用人工檢測，去把控住每一個環節。

　　北青報：除了本次新冠疫情，平時檢測其他病毒的時候，也是用人工檢測嗎？防護級別也會這么高嗎？

　　董曉根：平時像檢測諾如病毒、流感病毒、腸道病毒這些普通常見疾病的時候，檢測手段也比較成熟，一般會用機器檢測，實驗室采用二級防護。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特殊，屬于新發疾病，我們必須對每一個樣本負責，也要對我們的實驗室工作人員負責，采用三級防護，就要佩戴N95口罩、穿猴服。

　　北青報：當檢測出陽性的時候，您是怎樣的心情？

　　董曉根：找不到確切的詞來形容。從防控的角度來說，可以防止擴散，與平時的檢測工作相比會更有成就感。但也擔心這個病人，不僅是擔心病人的身體，也擔心病人會不會遭到周圍人的歧視。作為團隊負責人，還會擔心我的團隊成員，特別是疫情剛發生的時候，怕他們被感染。

　　北青報：那您會用什么樣的方式去保證他們的安全？

　　董曉根：平時我也會時刻提醒他們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在20日上崗之前，我專門給他們做了防護服的穿脫培訓，還派了一名同事每天檢查他們的防護服是否穿戴標準，如果不符合標準就不讓上崗。現在要求在實驗室內工作的時間要嚴格控制在4個小時。

　　北青報：聽說您剛剛結束援疆，假還沒休完就來上班了，您在崗位上工作多長時間了？

　　董曉根：對，援疆一年，1月3日回來的。本來可以休一個月長假，但疫情突然，1月20日就回來上崗了。包括我們整個團隊，也是從1月20日豐臺區發現第一個病例的時候就開始連軸轉了，到現在，每周7×24小時，沒停過，大家基本上吃住都在單位。我們檢測團隊15個人，樣本隨時來隨時檢測，實驗室里25℃的室溫，穿著密閉的防護服，剛開始的時候最長待過五六個小時。

　　北青報：這段時間您回過家嗎？

　　董曉根：因為擔心自己影響到家人，40多天沒敢進家門，就回去小區門口取過兩次衣服，每次呆不到兩分鐘，都是愛人給我送出來的。最近一次回去取衣服，我愛人在小區門口看見我就哭了。周圍鄰居都知道我做的疾控，天天跟病毒打交道，怕回去家里住讓他們有顧慮，干脆就不回去了，每天睡在辦公室。

　　現在每天手機不敢關機，沒睡過一個安穩覺，不管白天黑夜，隨時要處理信息，特別希望能踏踏實實關機睡上幾天。（文/記者 蔣若靜 攝影/記者 付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