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武漢市急救中心調度中心，氣氛異常緊張，此起彼伏的說話聲回蕩在大廳里——
“患者怎么不好？呼吸困難嗎？”
“現在能不能出車啊？有一個肺炎患者，可不可以出車？”
“好好好，你們先出車，我跟他聯系一下。”
調度員周嬋的語速飛快，說話間，她雙眼緊盯屏幕，雙手敲擊鍵盤，一邊是救護車，一邊是患者，她試圖在二者中間構建起一條生命通道。
周嬋用一段簡潔的話概括了自己的工作：“固定的操作流程、簡短的語言，其實是陌生人，但是對我們特別信賴。我們承載的東西很重，必須得有使命感。”
“不是分鐘，而是以秒”
爭分奪秒本是周嬋和同事們工作的常態，只是隨著疫情的發展，壓在他們身上的擔子陡然重了幾倍，原本的三班倒變成了兩班倒，每日接通的電話從2000次直線上升到15000次。為了多接些電話，周嬋和同事們不得不盡量縮短通話時間。按照通常的工作流程，在急救車到達之前，他們會對病人進行細致的在線急救指導，現在已經很難做到了。
周嬋只用一個字概括自己的心情——“急”。她這樣形容目前的狀態：“只要一進入調度大廳，就好像是一種模式的切換，我就不由自主地說話快、吃飯快、走路快。”為了節省時間，周嬋一天只喝兩次水，吃飯時間壓縮到十分鐘。
想到接起的每一通電話都是對方在生死關頭打來的，周嬋承受著巨大的壓力。12個小時的工作結束，周嬋“感覺虛脫”了。回到家，電話鈴聲依然縈繞在耳邊，夢里都在接警。
高峰時，周嬋接著一個電話，后面還有二十幾個在等待接通。“沒完沒了地接電話我覺得沒問題，還有那么多電話我沒有接起來，那才是最大的問題。”
在接警過程中，讓周嬋感到不好處理的，是大量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求助。因為擔負抗擊疫情任務的醫院基本都將其他科室的門診變更成了發熱門診，導致了其他門類疾病診治能力的不足。
周嬋曾接過一位心臟病人的電話，她趕緊幫忙聯系醫院，這并不是周嬋的常規工作。“我都在想醫生會不會接她的電話，因為他的病人都已經排到門外面去了。”
然而，這位病人一開始并沒有告訴周嬋，自己還發著低燒。周嬋只能問醫院的急診科醫生：“如果患者報告的情況有誤，還能收治嗎？”醫生回答：“人都送過來了我們還能怎么辦呢？”
周嬋趕忙掛掉了電話，派出救護車，將患者送往醫院。她說：“如果我不把這個車派出去，沒人救她了，她自己去，醫院絕對不會收的。”
“我會認真地接好我所能接的每一個警，是因為我覺得他很信任我。”周嬋說，“我對他們來說是個陌生人，但是因為這是一個120的專線，所以他覺得生命綠色通道是他唯一的希望。如果我都不認真，可能他就會選擇放棄。那我哪里是去急救？”
“病人等不了”
武漢實行交通管制，私家車和出租車基本無法出行，運送病人只能通過120急救車。武漢市急救中心原有的57臺急救車加班加點、提高效率，每天有效轉送病人從300車次增加到700車次，卻仍然無法滿足危急病人的用車需求，周嬋常常面臨無車可派的境況。
周嬋說：“到這個非常時期，連落單都有幾百個，落單就是我說的那種要派車的，他其實已經也緊急了，但是我沒有車可以派，車全部派光了。以前武漢市是不可能這樣的，至少可以留幾輛車。”
一邊是不斷打來求助電話急需用車的病患，一邊是屈指可數的可以調配的救護車，周嬋左右踟躕，卻必須做出判斷——誰更迫切地需要急救？
周嬋有自己的原則：“給我判斷最重的，可能我不派車去，因為他可能下一秒就沒有呼吸了。”
派完車并不意味著責任的結束。特殊時期，救護車回到調度中心還需要進行消毒，周嬋知道這個過程不能省略，但她總是忍不住催促跟車醫生：“消毒燈熄了嗎？快點吧！”她也心疼跟車的同事，她明白，消毒的半個小時是他們一天難得的休息時間，但她說：“嘴上說體諒，病人等不了。”
這天，周嬋接到了一位老奶奶打來的求助電話，老奶奶說她和老伴都被確診為新冠肺炎。最初因為是輕癥，醫院建議他們先在家進行隔離治療，然而現在兩人病情出現惡化，急需救治。老人不記得社區的電話號碼，女兒又在外地，無法進入武漢。周嬋幫助他們聯系了社區的工作人員，還試圖派車將老人送往醫院，然而，因為老人事先沒有聯系好接收醫院，救護車司機無法將他們送進醫院。
周嬋說：“其實我當然知道她沒有聯系醫院，但是問題是你不送她的話，她家里沒有人可以幫到她，那怎么辦呢？那只有去幫她。”最后，老人所在的社區為她提供了氧氣。
讓周嬋感到欣慰的是，她和同事們遇到的各種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武漢市120急救中心增加了100部電話，很多志愿者到這里值班接聽，外省市的幾十輛急救車也緊急支援武漢。隨著火神山醫院以及數家方艙醫院的啟用，120急救中心的電話終于不用再排隊，打進來的電話可以得到及時接聽處理。
手上有了資源，周嬋對未來也有了信心：“我自己有事可以做了，不會很無助，很無力。”（文/闞純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