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左腳嚴重崴傷，但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癥醫學科醫生饒歆仍堅守在隔離病房。盡管無法精確度量對病毒的恐懼與醫者責任感的重量，但是“拐杖醫生”饒歆的天平，一直在向后者傾斜。
在岳母家里戴好口罩后，饒歆站得遠遠的，隔著兩個房間看8歲的女兒。
在重癥隔離病房上崗后，這是他特別想念女兒的時候會出現的場景。平常，36歲的饒歆一個人往返于醫院與酒店之間，在醫生與父親的角色變換中小心翼翼地把握自己的思念與家人安全間的平衡。
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1月初建好的重癥隔離病房里，即使所有醫生都穿戴著統一的醫用防護服、護目鏡和口罩，還是能一眼認出饒歆——拄著一根拐杖，走路有些瘸。
進入隔離病房前幾天，這位已經在重癥醫學科工作9年的醫生左腳嚴重崴傷，甚至一度覺得自己可能是骨折了。骨科醫生診斷建議他至少臥床休息兩周。
然而，饒歆已經被安排在1月18日進入隔離區1區，輪換第一批次的同事。此時，很難找到合適的主治醫師來頂替自己，如果按照骨科醫生的調養建議，勢必會影響業已敲定的整個輪班計劃。
在家里躺了4天之后，饒歆等不下去了。急于恢復的他試著下床踱步，又在沒有電梯的小區里練習上下樓。雖然左腳還不足以支撐身體的重量，但已然使得上勁。“非要躺在家休息當然可以，但是輪班計劃是我們所有醫生一起商量的，不能連累大家。”他說。之后，饒歆給自己買了兩根拐杖，計劃一根放在隔離室里，一根放在病房外，降低外帶病毒的風險。
1月18日，在既定的換崗時間，饒歆拄著拐杖，一瘸一拐，提前半個小時到達醫院。“腿腳雖然不靈便，但是腦袋還是清醒的，完全可以上班。”他說。
作為重癥隔離病房的第二輪工作醫生之一，從1月18日到1月31日，饒歆一直按計劃執行自己每天的工作任務：脫換防護服、討論病人情況、查房、交流分析、與病人家屬溝通……除了那根拐杖，饒歆與其他醫生看起來并沒有不同。
重重的防護服無疑加大了工作的難度。幫一個150斤重的病人翻身，平時需要三四個人，在這里，需要六七個；對患者的穿刺插管，視野嚴重受限，沒有耐心和技術無法完成……
饒歆在采訪過程中坦言，自己“其實也非常害怕感染新冠肺炎”，每次進入重癥隔離病房時都會在防護服里多穿一件手術衣，確保自己即使在穿脫防護服的過程中也不會沾染病毒。
盡管無法精確度量這種本能恐懼與醫者責任感的重量，但是很明顯，饒歆的天平在向后者傾斜。
幾乎所有醫生都在武漢封城后沒有休假地投入工作，如果疫情持續，他們將一直工作。饒歆沒有抱怨，他覺得自己是有“假期”的，“從重癥隔離區輪換下來就是我的假期，抓緊時間調整，更好投入下輪工作”。
不是每個醫務人員都能將壓力完全自我消化，甚至轉化為動力。ICU3區負責人饒歆曾親眼見過年輕醫生和護士因為壓力過大而崩潰痛哭。作為醫療治療組總組長，他不僅要保護自己的同事不在診療病人的過程中被感染，還要關注他們的心理動態。從某種角度上看，鼓勵與安慰也是他的工作內容。
饒歆父母所居住的社區里出現確診病例后，他的女兒被接到了岳母家中。“她可能都習慣了我不在身邊，我想她的時候還是多一些。”饒歆說。
如今，饒歆的腳傷已經恢復，2月12日，他將再度前往中南醫院的重癥隔離區。那根拐杖依然擺放在原來的位置，似乎與饒歆本人形成了某種隱喻與象征——醫生，就像病人康復路上的堅挺拐杖。（熊康 李晗 記者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