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負=制造學渣？”近期，部分地區教育部門出臺的相關教育舉措，讓減負再度成為家長熱議的焦點，一些家長喊出“家長已瘋”的呼聲。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開始的減負為何一次次引發熱議，且到如今仍然無解？
半個多世紀，減負一直在路上
1964年2月，北京一位中學校長給上級寫信，建議為中小學生“減負”，后來信被轉至中央。從那時起，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教師，形成了給學生減負的共識。這就是現代教育史上有名的“二月來信”。
時隔半個多世紀，給學生“減負”依然是中國教育需要解決的問題。到如今，減負已成為教育主管部門的“自覺追求”：這些年來，全國各地教育部門幾乎年年都要推出減負舉措，措施也大同小異，主要集中在作業量、上課時間、規范招生編班等方面。
比如，此次引發熱議的南京市教育局的教育督查工作：按照家長們的說法，先是各種“不許”：不許補課，不許考試，不許公布分數；然后是突擊檢查學校，查看學生書包里有沒有課外輔導教材、作業本；改課表，一天少一節課，小學兩三點就放學回家……這些減負措施引發當地家長強烈吐槽。
之后不久，浙江省也公布了一份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向社會征求意見。其中“小學生晚9點、初中生晚10點后可拒絕完成作業”“嚴控校內考試次數”“嚴禁發布考試成績和排名”等相關內容同樣引發熱議。
不僅僅是江蘇、浙江兩省，這些年來，減負一直行進在路上，包括教育部、各省市縣各級教育部門都多次頒布減負令。
2018年末，由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號稱史上最嚴減負令的《中小學生減負措施》重磅出臺，劍指中小學課業負擔重這一痼疾，對校內、校外、家庭、政府四方面減負工作全面明確責任并提出要求。目前，已經有20多個省份出臺了具體實施方案。
“囚徒困境”下的減負現實
曾有人借用經濟學中的“囚徒困境”描述“減負”的現實：所有孩子“輕負”健康成長本是最優選擇，可一旦家長、學校從現實出發，為求個體最好，做出了“增負”的“理性”選擇，就會出現所有孩子不得不加碼學習的局面。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從小學生到高中生，只要是學生，每天就要背負沉重的課業、補習負擔。一些家長甚至在孩子幼兒園小班時就把孩子送進校外培訓機構。
廣州某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家長說，孩子所有的課外時間已經排滿，語數英三科都在上機構的補習班，每天有大量的作業要做，還要去參加各種機構組織的“秘考”，家長孩子都非常辛苦，負擔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更重。
半月談記者采訪中，很多家長表達出對子女成績的焦慮：強中更有強中手，網絡時代信息獲取便捷，使得“牛娃”似乎無處不在，而擇校帶來的高分生源日益相對集中，更加劇了競爭的激烈程度，學霸還會受到學神“摩擦”。
在望子成龍的心態中，在別人家孩子的刺激下，在上一個好小學-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學的心理路徑設計下，家長們一擲千金、甚至是奮不顧身，從孩子幼兒園、甚至從母親孕期就開始“搶跑”。
許多家長提出，在當前情況下，不給課內機會，家長就轉課外，負擔沒有減下來，卻增加了經濟負擔。從一個維度看，這種減負，實際上進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響了教育公平的實現。
在“減負”政策制定實施中，政府出力不討好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在談到如何正確看待減負時，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減負不是讓學生沒有學業負擔，搞什么所謂的“快樂教育”。減負是要減去強化應試、機械刷題、超前超標培訓等造成的不必要、不合理的過重負擔。減負不能搞“一刀切”減負，應按照學生全面發展的要求科學減負、有減有增，讓學生的負擔保持在合理的、適度的范圍之內。
有教育專家指出，當前仍是分數決定一切，在教育領域，行政官員的考核看分數，校長的提拔看升學率，老師的績效也是看班級平均分，以升學率為標準的分數制度，帶來的必然是應試的結果，造成一切為成績服務的現狀。（記者：廖君 鄭天虹 王瑩 蔣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