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中社工作人員。

創刊號發刊詞。

貪污分子鄭茂德漫畫。

黃亞光漫畫。

歐洲各國介紹。

　　那個硝煙彌漫的年代，沙可夫和許多憧憬著美好未來的年輕人，來到江西瑞金，在一棟土墻瓦屋中，以筆為武器，記錄著時代的石破天驚。

　　《紅色中華》，那名字中的一團火紅，代表著這一群年輕人對新中國的熱切向往，那一篇篇文章，都是他們為新中國勇猛戰斗的足印。

　　88年來，新華精神穿越流淌的歲月，融入新華人的生命，一代代新華人始終踐行“對黨忠誠、勿忘人民、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新華精神，記錄下時代風云，書寫著不朽歷史。

　　致敬，88年前炮火硝煙中的新華人！

　　1933年8月10日，剛過立秋。贛南瑞金一處偏遠的鄉村，有位戴著眼鏡的儒雅男青年，用火一般的熱情為心中的“她”作了一首詩，刊登在當天的《紅色中華》報上。

　　“她好似明亮的燈塔，指引出向蘇維埃中國航行的大道。誰都聽到知曉……”沙可夫贊頌道。

　　那天，是她——《紅色中華》百期紀念，30歲的沙可夫時任紅中社編委會主任。

　　那個硝煙彌漫的年代，沙可夫和許多憧憬著美好未來的年輕人，來到江西瑞金，在一棟土墻瓦屋中，以筆為武器，記錄著時代的石破天驚。

　　《紅色中華》，那名字中的一團火紅，代表著這一群年輕人對新中國的熱切向往，那一篇篇文章，都是他們為新中國勇猛戰斗的足印。

　　致敬，88年前炮火硝煙中的新華人！

　　發行量超過《大公報》

　　1931年，本輪世界經濟危機的第3個年頭，紀實故事和愛情雜志成為治愈人們精神傷痛的心靈雞湯，美國大眾雜志《讀者文摘》備受讀者追捧。

　　中國國內局勢也更加波詭云譎，長江暴發特大洪水，國民黨向紅軍接連發起“圍剿”，日本陰謀制造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此時的世界，或許還并沒有感到贛南山村的一角將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的變遷。

　　11月7日夜，一場提燈晚會正在瑞金葉坪村舉行，演戲、放煙火，很是熱鬧。

　　在一間土墻瓦房里，21歲的發報員劉寅用電臺播發了“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的消息。這條電訊，是當天剛剛成立的紅色中華通訊社發出的第一條紅色電波。

　　猶如黑暗中的閃電，從此，中國共產黨的聲音，以及她改變中國歷史的進程，通過紅中社的電波，越過萬水千山，傳向全世界。

　　一個月后的12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創刊。1932年2月4日起，《紅色中華》改為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蘇區中央局、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全總蘇區執行局合辦的中央機關報。

　　有很長一段時間，紅中社和《紅色中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在1932年底，《紅色中華》編輯部專職人員也就兩人。

　　編輯李一氓住在瑞金城，與編輯部所在地相距十里。每周六下午，他從瑞金城騎馬到葉坪村，利用中央政府大廳做編寫工作，晚上則隨便找個地方過夜。第二天吃完午飯，發了稿，他又騎馬回城。

　　29歲的李一氓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戰士，24歲參加南昌起義，任南昌起義參謀團秘書長，還曾在上海從事黨的保衛工作。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他主編了約三個半月的《紅色中華》。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紅色中華》在中央蘇區出版了240期，發行量從最初的三千份增至四萬多份，超過當時著名的《大公報》。

　　瞿秋白是蘇區時期最后一任紅中社負責人。紅軍主力長征后，他留在蘇區，領導工作人員繼續出版了24期《紅色中華》，直至1935年1月，掩護了紅軍主力轉移，激勵了蘇區軍民繼續戰斗。

　　蘇區的讀者親切贊譽《紅色中華》是“我們蘇維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現”“全蘇人民的喉舌”。

　　“時至今日，《紅色中華》依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紅色寶藏，成為研究中央蘇區歷史的權威資料。”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梅黎明贊嘆道。

　　作為黨史專家，梅黎明去過全國各地許多革命歷史博物館。他留意到，這些博物館在介紹相關史料時常常引用同一張報紙——《紅色中華》。

　　從2013年開始，歷時五年，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組織全體老師將中央檔案館珍藏的《紅色中華》《新中華報》影印本整理成電子文本，總字數約1520萬字，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為更多人了解和研究這一時期的革命歷史以及紅色新聞史提供了資料來源。

　　1935年11月25日，長征到達陜北的紅中社恢復新聞文字廣播，《紅色中華》復刊，當時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蘇區繼續出版《紅色中華》，因而接續長征前的期碼，為第241期。

　　1937年1月，遷入延安的紅中社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改名為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1月29日，共辦了324期的《紅色中華》改名為《新中華報》，在延安繼續出版。

　　“高頻詞”里的蘇區面貌

　　煙云不曾過眼去，作為新生的人民政權的“耳目”“喉舌”，《紅色中華》見證了共產黨人執政預演的初心與使命，記錄了蘇區軍民戰斗生活的點點滴滴。

　　記者運用新華智云“媒體大腦”對《紅色中華》進行的高頻詞大數據分析發現，“群眾”一詞在《紅色中華》上出現了10886次，僅次于關注次數最多的“紅軍”，后者出現了13316次。

　　千百年來，在中國這片古老土地上，從未發生如此新奇的變化。農民獲得土地，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制，婦女翻身解放，兒童實行義務教育，全體蘇區人民享受民主權利。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業已宣告成立……是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工農兵士勞苦群眾的國家。”《紅色中華》在創刊號上刊發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布告（第一號）》就揭示了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紅色政權屬于人民。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劉付春分析說，積極動員根據地軍民投身蘇維埃各項建設是《紅色中華》宣傳報道的第一要務，它以命令、條例、指示等形式刊發各類公文達473則，內容涉及蘇維埃建設的方方面面。

　　“所有農夫農婦兒童等都帶著滿臉的微笑爭先恐后地跑上前來歡迎我們……”1933年3月30日，第65期《紅色中華》用一個整版報道了蘇維埃干部、紅軍戰士組織春耕突擊隊幫助群眾開展春耕的情況。

　　發展生產，改善群眾的生活水平，也是《紅色中華》關注的主要內容。“發展”一詞在《紅色中華》上出現2779次，“經濟建設”出現677次、“春耕”出現948次。

　　激烈的反“圍剿”戰事，一直是《紅色中華》關注的重點，“敵人”“革命戰爭”“圍剿”分別出現3843次、1586次、1263次，排在高頻詞前100位。《紅色中華》通過報道紅軍勝利的消息，激發全國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決心和信心。“勝利”一詞在《紅色中華》上出現 4039次。

　　1931年12月14日，在趙博生、董振堂等率領下，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官兵1.7萬余人成功舉行“寧都起義”，加入紅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

　　創刊3天的《紅色中華》登載通訊《寧都的大兵暴》，報道了起義的經過。

　　“紅軍第五軍團，自成立后，到處受工農群眾的熱烈歡迎……”起義成功后，瑞金舉行了歡迎大會，起義將領由毛澤東等陪同，參觀了紅中社。《紅色中華》以《五軍團派代表參觀各機關》為題刊登了消息。

　　中國共產黨人很早就意識到，唯有斗爭，才能勝利。在《紅色中華》，“斗爭”一詞出現3895次，其中“思想斗爭”“群眾斗爭”“武裝斗爭”分別出現100次、139次、46次。

　　“《紅色中華》創辦于艱難的戰爭歲月，她通過刊發社論、宣言等號召群眾武裝起來，開展革命的民族戰爭，求得國家的獨立和解放。”劉付春介紹說。

　　1936年1月3日，已在瓦窯堡復刊的《紅色中華》專門刊發新年獻詞，慶祝“革命新年”。

　　“一九三六年已經開始，一幅幅斗爭的圖畫展開在我們眼前。在冰天雪地的東北四省我們數萬英勇的人民革命軍正在和血腥的日本強盜，進行艱苦的戰爭……我們希望一九三六年的革命大風暴與大火焰將把日本帝國主義卷到汪洋大海中去。”

　　劉付春介紹，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國內政治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全國人民抗日浪潮高漲，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那一時期《紅色中華》的重要內容。

　　觀察全球，報道世界

　　中央蘇區地處偏僻，但那里絕不是個封閉的小山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時刻放眼打量著這多彩又多變的世界，《紅色中華》亦觀察全球，報道世界。

　　在北西伯利亞，有一座位于北極圈內的名叫伊加卡的小城，那里生活著三十多個民族，夏季河流開凍之時，小輪船行駛十四五天就能到達，冬季則是漫漫長夜，溫度能下降到零下六十攝氏度。

　　1933年1月，《紅色中華》一則《蘇聯新建北極圈內一小城三月盡晝三月盡夜之奇境》的消息，向讀者介紹了伊加卡的情況。

　　那時，北極對蘇區群眾來說，已不算太過陌生，“北極”一詞在《紅色中華》上共出現15次。只不過，當讀者還在暢想這片遙遠之地時，寧靜總是被戰火打破。

　　《紅色中華》較多轉載塔斯社、路透社等國外通訊社稿件，內容多關乎莫斯科、倫敦、華盛頓這三大信息中心。根據數據分析，“蘇聯”出現次數高達3432次，“美國”出現692次、“德國”出現648次、“英國”出現506次，“非洲”“美洲”分別出現14次、10次，周邊鄰國“印度”“朝鮮”等分別出現58次、79次。

　　對同一區域的報道主題較為相似，涉及莫斯科、列寧格勒的內容多反映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蘇聯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涉及英國、美國的報道，多反映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關系及工人運動。

　　當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誕生不過十余年。《紅色中華》以極高的熱情，好奇地打量著這個既親切又遙遠國度的一舉一動。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自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后，建立了國家工業化的強固基礎，第二個五年計劃，更注意于國家電氣化一項，最近蘇聯人民委員會頒發關于建立水電工程的命令。”

　　《紅色中華》專門登載《蘇聯三大水電工程計劃一九三五年完成》，介紹蘇聯水電事業建設。

　　在遙遠的北冰洋，蘇聯已在沿岸各站建立無線電臺，以便更深刻地研究北冰洋的特殊環境。

　　“先前在北冰洋過冬的旅客，多是與世界隔離的，但現在卻可以和外間通報，不如昔日之孤獨了。”《紅色中華》以欣喜的口吻報道了這則蘇聯開發北冰洋建立無線電的消息，向蘇區的讀者介紹著“在勝利中前進著的蘇聯”。

　　《紅色中華》尤其關注鄰國日本的動態。據劉付春統計，《紅色中華》登載的國際要聞、國際消息936則。其中，關于日本的報道593則，占比達63%。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中華民族到了存亡絕續的緊要關頭。

　　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大旗，并通過《紅色中華》報道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以及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時揭露國民黨蔣介石對日妥協，放棄國家主權的可恥行為。

　　1933年4月2日出版的《紅色中華》，以大量的筆墨報道了日軍對中國的屠殺行徑。

　　“日軍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又增調遼吉黑三省留守部隊，開集遼西綏中一帶……同時日軍以二十余架飛機，掩護轟炸，低飛投彈，勞苦群眾死傷甚多，房屋被燒的，觸目都是，一眼望去，盡成焦土，使人感到無限的傷心慘目！”

　　1934年7月31日，《紅色中華》記者專門“晉謁中央政府毛主席，訪問關于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問題”。

　　《紅色中華》以大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題為《毛澤東同志談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的文章。這篇談話揭露了國民黨不顧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大舉進攻蘇區，阻撓紅軍北上抗日的事實，表達了紅軍將士徹底粉碎國民黨“圍剿”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刊登了100余幅漫畫，60余幅圖表、地圖

　　“來，把華北也出賣給你！”一名國民黨士兵說罷，伸手將一名日本浪人拉上岸邊，后者企圖從海上一腳跨上中國的大陸。

　　這是1933年5月8日刊發在《紅色中華》第77期的一幅漫畫，把國民黨軍閥出賣華北主權、簽訂賣國條約的丑惡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

　　蘇區時期的《紅色中華》，不僅報道內容豐富，還刊登了100余幅漫畫，60余幅圖表、地圖，圖文并茂地為蘇區讀者介紹國內外時局以及蘇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圖景。

　　中央革命根據地新聞出版研究專家嚴帆分析說，報紙要讓讀者喜愛，除了刊發高質量的新聞稿件外，離不開優秀的版面設計、美術插圖等。

　　“這些紅色漫畫，大多采用簡樸活潑的形式和粗獷的線條，內容鮮明、尖銳，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戰斗性。”劉付春研究發現，針對當時群眾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況，通俗易懂、簡便易行的漫畫成為重要的宣傳體裁，以幫助蘇區群眾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紅軍的主張。

　　批判的鋒芒也毫不留情。蘇區時期，少共中央巡視員鄭茂德在于都縣巡視工作時，為了找錢“下館子”，竟然偷賣了縣保衛局的一匹騾子。

　　此事被揭露后，《紅色中華》在第134期發表了一幅《貪污分子鄭德茂》漫畫，畫中戴著五角星帽子用“辦公費”大吃大喝的鄭茂德，腦海里正想著一匹騾子，貪污分子的丑陋形象躍然紙上。

　　共產黨人很早就意識到了繪畫人才在宣傳活動中的重要作用。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為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案中，對紅軍宣傳工作做了明確規定。

　　“軍政治部宣傳科的藝術股，應該充實起來，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畫報。為了充實軍藝股，應該把全軍繪畫人才集中工作。”

　　那一時期的蘇區，涌現出了大批優秀的漫畫作者，代表人物有黃亞光、趙品三、胡烈等，無論是在中央蘇區各地的墻報、傳單、標語上，還是在戰壕壁上、防空洞里，都能看到他們的漫畫作品。

　　1933年7月14日，《紅色中華》第1版刊發潘漢年撰寫的社論《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的白色恐怖》，文章配發黃亞光創作的漫畫《打倒屠殺工農的劊子手——國民黨》，畫面上的國民黨兇手舉著滴血的屠刀，踏著一堆革命群眾的尸骨，將國民黨反動派與人民為敵的本性揭露無遺。

　　為《紅色中華》創作漫畫只是黃亞光、趙品三等人的兼職，黃亞光負責過中央政府的出版工作，他還是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鈔票和蘇區郵票的設計、繪制專家。

　　趙品三在當時則擔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他主持設計了紅軍軍裝，今天我們熟悉的紅軍“小八角”列寧帽、灰布軍裝即出自這個漫畫家之手。

　　在《紅色中華》第203期，有一張歐洲地圖引人注目，地圖下方，幾乎以半個版面的文字介紹了英、法、德、意四個國家的概況，并分析了各個國家在世界局勢當中所起的作用。

　　“英國是最老的帝國主義國家，地處歐洲的西部……他對于歐洲大陸的政策是維持各強國的均勢”；

　　“法國是現在歐洲大陸上最強的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他是主要的戰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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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帆說，這些歷經戰火幸存下來的漫畫、地圖等，生動勾勒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蘇區軍民所走過的光輝戰斗歷程，反映了蘇區廣大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獲得翻身解放后，享受新的文化生活的迫切愿望。

　　中縫設置“農業知識”欄目，刊登“養牛須知”

　　從創辦之初的純文字版面，到后來漫畫、圖表等新樣式一應俱全，盡管條件艱苦，盡管沒有攝影圖片，《紅色中華》的版面設計一直在不斷改進創新，其欄目豐富多彩，有社論、要聞、專電、小時評、紅色區域建設等，還辦有《赤焰》文藝副刊。遇有重要的革命紀念日或重大的政治斗爭事件，還出版“紀念專號”或“特刊”“號外”。

　　《紅色中華》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宣傳和組織群眾，發表對時局看法的主要陣地。其中，社論最能代表她的宣傳方向和輿論導向，博古、周恩來、張聞天、任弼時、項英等都給《紅色中華》撰寫過社論，共計80余篇。

　　“我們在目前的任務：是大大地向外發展；是發展革命戰爭，以爭取蘇維埃更大的發展和勝利。可是這個時候，有一個嚴重問題——瘟疫問題……這是我們應該嚴重注意的問題，應該立即解決的問題。”

　　1932年1月13日，《紅色中華》發布了第一條社論《大家起來做防疫的衛生運動》，這是由蘇維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所寫。當時的中央蘇區面臨敵人圍剿，戰事頻繁。蘇區的防疫工作成為當時緊要之事。

　　《紅色中華》的欄目設置靈活輕巧，常常圍繞當時黨的重點工作開設專門欄目，如“突擊隊”“鐵錘”“鐵棍”等欄目，開展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

　　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在“鐵錘”欄目刊登一篇《強迫命令的鄉蘇主席》，文章指出，寧化武層區黃金鄉主席黃龍標，竟然用強迫欺騙的手段“擴紅”，騙到了二十余個老頭子，結果鬧了一場大笑話。

　　“鐵錘”，欄如其名，批評起來毫不留情。一篇篇直面矛盾而又有理有格的批評報道，像一記記重錘，鍛打出一個個堅強的黨組織。

　　“《紅色中華》堪稱是記錄蘇區風云的百科全書。”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圖書館檔案館館長熊軼欣介紹，《紅色中華》在聚焦時政的同時，還力求全面報道蘇區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時常刊登小發明、小知識、小常識，以此便利蘇區群眾生產生活，如在第171期中縫設了“農業知識”欄目，刊登“養牛須知”。

　　那時，鄧穎超是《紅色中華》的熱心讀者，也是一名活躍的撰稿人。她曾在中央蘇區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和組織部干事、中共中央局秘書長等職。

　　1933年8月10日，《紅色中華》創刊100期。為了慶祝“紅中”百期刊，她寫下了《把“紅中”活躍飛舞到全中國》的祝愿：“‘紅中’是從蘇維埃與紅軍的勝利發展中，生長壯大起來的。從創刊號到百期刊的過程中，它是在逐漸的改善向前發展進步著。它的編輯比前活潑，……它的發行，由幾百幾千而突破了三萬，走向著四萬，是一個群眾化而得到群眾愛護的報紙。”

　　他們是新聞人，更是沖鋒在前的戰士

　　1930年冬，王觀瀾告別莫斯科，結束了三年多的學習。

　　第二年八月，毛澤東指明要調他到中央蘇區工作，除了在“一蘇”大會秘書處負責宣傳工作，他還參與籌備創辦《紅色中華》。

　　那一年，王觀瀾才25歲。他們的辦公場所，只有幾張桌子，編輯部僅兩三個人，外加兩名電臺報務員。

　　此后擔任紅中社秘書長的任質斌當時只有16歲，他記得當年雖然辦公條件簡陋，但大家夜以繼日，組稿、寫稿、編稿、校稿，很累但心情舒暢。

　　“使本報成為蘇維埃運動的指針，大家努力吧。”1931年12月11日，《紅色中華》創刊號在“發刊詞”中對辦報宗旨和任務進行了這樣的闡述，“發揮中央政府對于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積極領導作用……以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達到全國的勝利。”

　　從此，這群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輕人，和紅中社、《紅色中華》一起成長，銘刻下一段壯烈青春。

　　他們是新聞人，更是沖鋒在前的戰士。

　　34歲的周以栗是《紅色中華》第一任主筆，他畢業于長沙師范學校，曾在周南女校等當教師。其間，他認識了徐特立、何叔衡等，并通過他們認識了毛澤東，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8年4月15日，周以栗在開封被捕。敵人用燒紅的烙鐵烙他的皮肉。周以栗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遍體是燒烙的傷痕。

　　出獄后，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到中央蘇區。1931年11月，他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身兼紅軍總前委組織部長、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等職。

　　瑞金的冬天陰雨綿綿，周以栗帶病工作，不久就病倒了。王觀瀾成為實際的業務主編，直到1932年8月調離紅中社。

　　“她個頭不高，熱情活潑，操著四川口音自我介紹說：‘我叫李伯釗，來采訪你’。”這是蘇區時期一位紅軍將領眼中的紅中社早期采編人員風采。

　　1931年秋到達中央蘇區的李伯釗，是《紅色中華》為數不多的女編輯。雖然她在第二年調離紅中社，任中央紅色政權辦公室秘書，但依然堅持為《紅色中華》撰稿。

　　在《紅色中華》歷任主筆中，有一位主筆的經歷堪稱傳奇，他的工作涉及司法、檢察、民政、郵電、交通、衛生、財政等多方面。

　　他叫梁柏臺，25歲從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后，曾在伯力省（今哈巴羅夫斯克）法院擔任審判員，從事革命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

　　1931年9月，梁柏臺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并參與起草中華蘇維埃第一部紅色憲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成為紅色司法開拓者。

　　他同時還是一名紅色新聞人，從1932年4月開始擔任《紅色中華》代理主筆，采寫了《今年選舉的初步總結》等稿件。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梁柏臺和瞿秋白等一起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1935年3月，他在突圍中不幸負傷被捕，犧牲時年僅36歲。

　　瞿秋白和梁柏臺同年生人，同年被捕，同年犧牲。

　　瞿秋白從20歲起就患上嚴重肺病，在主持紅中社的日子里，他常常堅持寫稿審稿到深夜。

　　1935年6月，瞿秋白唱著《國際歌》《紅軍歌》，呼喊著“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的口號，坦然走向刑場，盤腿坐下，飲彈灑血，慷慨就義。

　　大部隊長征出發前夕，他曾對戰友說：“我個人的命運，以后不知怎樣，但是可以向戰友們保證，我一定要為革命奮斗到底。”

　　這是黨的新聞工作者對黨無比忠誠的生動寫照。

　　毛澤東同志為《瞿秋白文集》題詞時如此贊揚：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新聞轉瞬即逝，歷史綿延不絕。

　　88年來，先后有150多位新華人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獻出生命，用忠誠與鮮血寫就一首首壯麗的生命贊歌：周以栗、瞿秋白、何云、李竹如、沈建圖、黃作梅、李平、邵云環……

　　88年來，新華精神穿越流淌的歲月，融入新華人的生命，一代代新華人始終踐行“對黨忠誠、勿忘人民、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新華精神，記錄下時代風云，書寫著不朽歷史。

　　致敬！（記者劉菁、賴星、胡錦武、高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