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教師的時間去哪兒了

　　填不完的表格、寫不完的心得體會、五花八門的比賽或活動、各式各樣的評比或檢查……眼下，在一些地方一撥撥襲來的非教學任務讓不少教師身累，心更累，以至于有教師感慨，“都快沒時間教書了。”

　　這其中，既有必要的非教學任務必須由教師完成，也存在部分非必要的教學任務給教師帶來了“額外負擔”。在201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就提出，教育部將專門出臺中小學教師“減負”政策，2019年要把為教師“減負”工作作為一件大事來抓。“要把時間和精力還給教師，讓他們靜下心來研究教學、備課充電、提高專業化水平”。

　　這無疑道出了眾多一線教師的心聲。為教師減去非必要的非教學任務，讓教師慢下來，專注于耕耘，讓教育靜下來，回歸于初心，或許才能更好地培養新生代。

　　教師疲于非必要的非教學任務

　　從教16年，教過1000多名學生，甘肅省一所街道小學的數學教師章旭原以為教師這份工作時間越久越輕松，可現在他愈發覺得“吃不消了”。

　　章旭剛工作時，在一所鄉村中學教初三化學，帶6個班約300名學生，基本上每天除了備課就是教課，甚至還會在自習課上主動請纓輔導學生功課，但那時即便通宵達旦也不覺得累，他所帶班級的化學單科成績曾在全縣排名第一。

　　2009年，章旭被調至縣城一所街道小學，雖然只需要教兩個五年級班級約100名學生的數學，他反而覺得更疲憊了。他發現，在這里，除教學，還要迎接各種檢查，承接縣城各個單位指派的任務，要接二連三地參加比賽或活動……為完成各種任務時常要耽誤到晚上11點才下班，因自己和妻子都是教師，有時女兒都不得不“寄存”在親戚那里。

　　如果為了育德樹人，章旭覺得即便自己不休息也很樂意。之所以感覺累，是因為有部分任務和教書育人無關，“有些檢查就是在作秀，有的宣傳或者投票壓根兒不關老師的事，有些工作其實本不需要老師去做”。比如說，“給學生上意外傷害保險，就必須由班主任給孩子家庭填寫摸底表，發放《告家長書》，收集保險繳費單的復印件，對于不交的，還要與家長反復溝通原因，但這其實繞開老師也可以做”。

　　甘肅的一所小學班主任劉蕾向記者反映，一碰到檢查要提前一周忙起來，準備材料、再三強調讓學生注意著裝等。有時，碰到“突擊”檢查，教室內的喇叭一響，就要立馬停課搞衛生。作為一所鄉鎮寄宿示范學校的副校長，李文軍去年一年每周都要應對兩次以上的參觀檢查，“領導一來，就要全校折騰”，要寫材料、做展板、組織開會等。有些老師調侃，教學、輔導都不怕，就怕迎評搞檢查。

　　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韓平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談到，他在去年下半年曾參與了一項調研，發現一所學校一年之中要迎接各類的達標活動、評級活動、檢查活動達20余次；調研范圍內的小學平均一年中的各類專題教育活動達23次。在他看來，不是說專題教育活動不能進校園，而是要選擇一些真正有利于學生健康成長、有利于立德樹人的活動，比如，“像‘防治非洲豬瘟進校園’這樣的專題活動一定要進校園開展嗎？”

　　來自廣東省雷州市某鄉村小學的85后教師柯寧統計了一下上學期上交的工作文檔，達320多項內容。其中，包括禁毒知識競賽、“掃黑除惡”線索摸排、各種投票任務、安全感滿意度調查、網絡學習培訓和考試、安全生產情況匯報、非法集資線索匯報、周邊環境安全調查和巡查、交通安全宣傳、防臺風宣傳等。

　　當然，這其中有不少教師本就應該完成的任務。但對其中部分內容，柯寧有些不解，“像‘掃黑除惡’‘非法集資’要我們提供線索，這是叫我們不上課，到外面去摸排嗎？”

　　教師會“吃不消” 學生會學不好

　　柯寧所在的學校是典型的“麻雀學校”，全校共9名教師、6個教學班、78名學生。學校雖小，但工作量一點也不少。除了每周近30節課，柯寧幾乎承包了學校里所有必要或不必要的非教學任務，這和“其他教師年紀較大，不太熟悉電腦操作”有很大關系。

　　這一年來，柯寧算了算，自己除了寒暑假，幾乎沒有休過一個完整的周末，加班加點已是家常便飯，但用于備課、教學的時間卻少得可憐，有時為了先完成各種急需上交的表格、材料等，上課遲到也成常有的事。

　　“心思根本就放不在教研教學上，反正教學成績的好與差影響不了飯碗，但這些任務不完成會影響自己的績效和前途，影響學校的榮譽和發展。”所以一下課，柯寧就趕緊掏出手機看看，生怕錯過任務的完成時間。柯寧形容現在的自己是“疲憊中透著迷茫”，“慢慢地，人就開始煩躁，都不知道該怎么當老師了”。

　　來自陜西省的鄉村教師王鈞深有同感，“很多上級下達的任務，今天布置第二天就要交表，要核查匯總。”有次，王鈞接到任務統計整個鄉鎮所有在校生信息，“但有的學生根本就不在我們學校上學，我們還得趕緊挨家挨戶去問，還有的家長以為我們在詐騙。”

　　王鈞還是陜西省“十二五”農村基層人才隊伍振興計劃的首批人員之一。但他算了算，自己現在花在教學上的時間都不到三分之一，“更別提研究學生了”，至于學生的課要么找老師調課，要么就讓學生上自習。但他知道這一批批的農村學生，才是鄉村未來的希望所在。

　　很多非教學任務擠占了教師大量的精力，讓他們很難有充分的時間來研究教學。2017年，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校長李鎮西曾對2787名幼兒園、中小學教師進行了一項調查，并據此發布了《關于“減少教師非教學工作”的調查報告》。據他的調查顯示，有些教師“真正用于教學及相關準備的時間在整個工作時間中占比不足1/4，剩下的3/4是更為耗時耗力的非教學任務”。

　　時間久了，基層教師消耗的不僅是時間，更是對教師這一職業的認同感。

　　李文軍已隱隱感覺到，雖然自己學校里很多教師表面上“風平浪靜”，私下里卻頗有怨言。他告訴記者，他所在的中學，大多老師都在超負荷工作，甚至有女老師在臨產前還在加班，而這最終導致了基層教師壓力大、職業倦怠加劇、學校“留人難”等一系列問題，“有老師連編制都不要，工作不到1個月就跑了”。

　　讓教師慢下來 讓教育靜下來

　　在教育家、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看來，教師非教學任務過多，一方面與教師的教育責任被混同于監護者的無限責任有關。比如，學生在學校吃午餐，教師要對食品安全負責，要在學生用餐前先試吃；放暑假期間防溺水工作，教師要承擔巡檢任務；有的地方甚至把教師當作編外的政府工作人員，走訪貧困戶、搞拆遷、招商引資也要教師去完成。

　　另一方面，朱永新注意到，在一些地方，各個部門工作任務狠抓落實常常被異化成“進課堂”要求，“而且還要求100%參與度，要拍照或錄視頻留痕，最后存檔、上報完成情況”。加之，有些檢查不以結果為評價依據，而過于注重落實的過程，把形式主義套用在學校檢查中。檢查結果達標之后，又會迎來新一輪的參觀學習、領導視察，嚴重影響了師生的教育教學活動。

　　“合理的、有助提升教書育人水平的活動、評比、檢查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幫助學生、教師共同成長，形成良好的、上進的氛圍。而一些重復的、非必要的、無意義的活動就要減少，甚至就不要再開展了。”李文軍認為，給教師“減負”是要減去與教書育人無關的內容，而不是“不做事”。

　　陳寶生部長在201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就強調，要全面清理和規范進學校的各類檢查、考核、評比活動，實行目錄清單制度，未列入清單或未經批準的不準開展，要把教師從“表叔”“表哥”中解脫出來，更不能隨意給學校和教師搞攤派。

　　接下來，如何給教師減去非必要的負擔？朱永新建議盡快以法律形式明確學校、教師的責任、權利、義務等，明確學校和教師的責任邊界。同時，清理非教學專項工作進校園項目，嚴禁侵占正常教學時間、學校德育活動時間、體育鍛煉時間開展各類行政系統的“任務”。

　　韓平認為，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需要對各類專題教育活動進行統籌，給學校一個“菜單”式的選擇，學校可以對進校園的各項專題教育活動進行總量控制。同時他希望，教育行政部門從自己開始做起，減少會議、評比、檢查等工作。在他看來，只有盡量減輕學校的負擔，減輕教師的負擔，才能更好地立德樹人，從而減輕學生的負擔。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教師均為化名）

　　（記者 孫慶玲 王豪）

【糾錯】

責任編輯： 徐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