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共同致富”，是近年來部分地方基層政府追求的美好愿景。在鄉村振興任務緊迫的今天，鄉村經濟精英到底能否下好基層治理這盤棋?都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鄉村治理是不是念“生意經”就能別開生面呢?

　　村里有些事，人富才好辦

　　富人治村并非新事物。十幾年前，在江浙等沿海發達地區，就有一大批企業老板積極參加村干部選舉，成為“老板村官”。

　　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多地基層政府以“雙培雙帶”、發展鄉賢等各種政策措施，鼓勵和引導經濟實力較強的農民擔任村主要干部，富人治村治理模式逐漸走向內陸地區。

　　現今，村干部承擔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有增無減，在這種背景下，掌握更多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的農村經濟精英，自然更受基層政府的青睞和部分群眾支持。事實上，多地基層干部已有如此感嘆：“沒有一定經濟實力，很難當好村干部。”

　　確實，無論是“爭資跑項”，爭取上級資金與政策支持，還是謀劃具體的鄉村建設舉措，經濟實力強、活動能力強、具備更開闊發展眼光的農村經濟精英優勢凸顯。

　　半月談記者在多個村莊發現，富裕群體在參加選舉時，不僅表示可以不拿工資、不占集體便宜，還承諾捐資修路建校。

　　面對農村新形勢下出現的一系列棘手新問題，資源更多、腦筋更活的富人群體處理起來也有優勢。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興辦合作社到招商引資，不止一地的基層干部和學者發現，如今，村里有些事，當真是“人富才好辦”。

　　治村非經商，風險不可忽

　　富人治村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不少學者、基層干部指出，這一模式潛藏的風險也值得重視。

　　——以企業化思維治村，影響村莊公共利益和民主決策。

　　中部某鄉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老板村官”熟悉商業世界的競爭邏輯，但公共服務態度往往不夠端正，紀律意識相對淡薄是隱患。當地某城郊村選了一個富人當村主任，治村和治企一個思路，取得一定成績，但兩件事情的處理引發了矛盾。

　　一是對于村里每年要投入數十萬元運行經費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文體設施，他認為是虧本的，想要關停。二是辦企業形成的“我的地盤我做主”思維根深蒂固，讓村里“四議兩公開”無法正常運行。

　　——增加群眾參與村莊治理難度，權力結構固化，影響基層民主進程。

　　富人在財力和社會資源上的優勢，客觀上抬高了選舉門檻，普通村民容易淪為看客。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林輝煌認為，鄉村新富憑借較強的致富能力，許諾與捐贈并用，足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使基層村莊的權力結構固化。

　　——容易滋生道德風險，貪腐化與“村霸化”值得警惕。

　　多名基層審計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富人并不會因為自身富裕就一定不“因公肥私”，近年來多地農村工程建設都成為“富人村官”腐敗高發領域。

　　還有學者指出，一旦富人私心大熾，無視公共利益，可能走向“村霸化”，富人治村也就淪為“強權治村”。

　　捧殺固不宜，棒殺亦不妥

　　富人治村有成績也有隱憂，到底應如何看待?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表示，中國有60多萬個鄉村，發展極不平衡，基層治理現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富人治村也不能一面倒地批判或贊頌，而應基于包容態度，不忽視制度化規范方式，鼓勵基層繼續探索。亦有學者強調，在鄉村振興關鍵期，通過這種形式把人才的“根”留在基層，其實體現了基層的實踐智慧，不能輕易抹殺。

　　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等專家認為，推行富人治村，還需在風險防控的規范化上下功夫。村干部的推薦和任用必須遵循德才兼備、缺一不可的原則，干部一旦當選，必須對其持續加強黨性教育、法制教育，增強其法治意識、紀律意識、公共意識。

　　同時，必須增強村莊政治的開放性，讓廣大村民有表達愿望的制度空間，可以通過完善議事會等村民組織的方式，保障村民知情權、參與權，防止普通村民在訴求表達與決策協商上被邊緣化。

　　尤為關鍵的是，要完善日常監督，同時形成對有問題的村干部的問責乃至淘汰機制。

　　一名鎮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近年來當地各村建設力度大，為了防止腐敗，鎮里專門請了一個造價師，對所有工程預算嚴格審查，及時介入，在防止村官腐敗方面收效明顯。

【糾錯】

責任編輯： 唐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