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岳麓區一所社區養老院，69歲的王愛云(化名)總是默默坐著。在外人看來，王愛云有豐厚的養老金，還有個孝順兒子，算是在“安享晚年”了，但王愛云自己對此卻不確定。

　　“他們一走，我就想哭”

　　“我兒子每天晚上都過來陪我睡，但是他從來不像你們一樣陪我講話，和我幾乎沒有什么有意義的交流。有一次我主動跟他說陪我聊聊吧，他一臉愕然地回答，聊什么呢?”王愛云說，“每次他就是坐著玩手機。只是覺得家里多了一個人，不覺得他在陪我。”

　　“你們忙就別來看我了，不用老待在這兒，快工作去吧，我身體好著呢，別擔心……” 71歲的王素珍，不想成為拖累兒女的母親。

　　在兒女面前一直堅強的她，在義工面前卻無比脆弱。“其實我特別想要兒女陪在身邊，但是不敢說。他們一走，我就想哭。”

　　61歲的曹爺爺曾是單位的“大人物”，應酬多，習慣了喝酒抽煙的他，60歲就中風失語了。現在連說話都“流涎”，脾氣暴躁，被送到養老院后更是怨氣沖天。

　　曹爺爺不能接受從崗位退下帶來的變化，也不愿與人交流，經常一個人嚎啕大哭。一直期盼著家人探望，可當家人來看他時，又裝出老年癡呆的樣子，把自己封閉起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愛與陪伴”主要創始人李贊見過太多這樣的場景：“中國人對兒女傾盡心血，老年時很難承受兒女不在身邊的巨大落差。得不到關懷的老人們，常產生被遺棄的感覺以及自悲自憐的情緒。”

　　“中國的老人特別隱忍，真實的想法不敢和兒女說，即使說了，很多時候也得不到尊重，所以只能壓抑在心里。”“愛與陪伴”義工沈冰說。

　　半月談記者敲響沈陽市文安路49號樓一戶房門，77歲的獨居老人劉孝云打開門。

　　“小女兒在澳門當老師，在珠海有兩套房子，每套房子我都有鑰匙和自己的臥室，隨時可以去。大女兒每周都來，還雇人打掃衛生呢。”老人一臉的驕傲。

　　“挺好，兒女們孝順!”記者發現，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老人都要先夸一夸自家兒女，但是說起“孤獨”，老人們共同的感受是：這個坎不好邁!

　　喧囂散盡，夜深人靜，漫無邊際的孤獨感一波波襲來。“關燈睡下，屋里特別靜，腦海里總是想想這個孩子想想那個孩子，總是想過去的事。”劉孝云開始哽咽：“人老了悲在孤獨。湊在孩子跟前不孤獨，可孩子有家，不能總往前湊。”

　　68歲的長沙望城區的曾奶奶，是家人眼里屢教不改的“壞孩子”，她最大的毛病就是“買保健品”。

　　“都過期了還沒用，又買來一堆新的……我也知道買保健品沒太大用，但有一種很關心你讓人很舒服的感覺。人家陪你聊了那么久，哪能不買?”

　　“以后我只去聽，再也不買了。”這話曾奶奶說了無數次。

　　拔出插在老人胸口的孤獨利劍

　　中華醫學會精神醫學分會主任委員李凌江說，進入老年階段，常見的精神問題有三種：一是智力、記憶力下降，二是孤獨、焦慮、不安全感等負面情緒增加，三是出現幻覺、幻想等病理性精神疾病。

　　“老人離開工作崗位后，社會交往圈變小，再加上身體健康狀況下滑，容易出現焦慮、孤獨、抑郁情緒，此時尤其需要關愛。” 李凌江說，太多負面情緒如果得不到疏解，會更加劇生理上的疾病，造成抑郁傾向，嚴重時甚至可能選擇自殺。

　　中國老人大都認為晚年的理想狀態是和兒女生活在一起，他們自我陪伴能力弱，普遍需要從家人身上汲取愛和溫暖。

　　“缺少精神慰藉，將成為困擾我國老人的主要問題之一。這其中既有想念子女的孤獨感，也有老年時期精神生活得不到滿足的空虛感。”長沙市老齡辦主任郭華說，因此，在給老人們提供必要的醫養條件之余，長沙開始重視滿足老人的“社交需求”“精神需要”。“在鄉村，空巢老人居多，我們試行‘老人群居’，讓低齡老人照顧、陪伴高齡老人，并推出一些娛樂、手工活動。在城市社區，大力推行老人大學等，讓老人們找到各種興趣愛好群體，豐富自己的生活。”

　　“老人們很容易喪失自我價值感，認為‘沒有用了’‘就是等死’。我們對于老人的關愛，應該體現在他們‘被需要’上，激發內在力量，讓他們因為被重視而充滿希望，比如養老院讓老人們做一些小零食、手工藝品拿去賣，老人們就會發現自己有價值、被需要，精神滿足感大大提高，不會再覺得自己是沒用的人。”李贊說。

　　愛是排解孤獨的法寶，很多人都沒有想到，老年人的愛情世界也能如此色彩斑斕。

　　給予蔡升培老人幸福的就是“黃昏戀”。喪偶近20年后，蔡升培經人介紹認識了現在的老伴，在雙方子女的支持下走入婚姻殿堂。

　　蔡升培也經常勸一些喪偶的老人找個伴，這樣互相有個關照，也能學到很多東西。“有人在家就有盼頭，心情也不一樣。”

　　采訪過程中，記者在一名戀愛中的老人臉上，看到了憧憬和幸福。即使子女還沒有點頭，即使兩位老人目前身處異地一個月只能見兩面。

　　除了尋找愛情，不少老人希望能找三五個脾氣對頭的人住在一起，雇個保姆，這樣既不會孤單，還能相互有個照應。

　　扶持老人跨過孤獨的“終極門檻”

　　春節即將到來，長沙一所養老公寓的房間里，黃爺爺的家人不得不面對他的“最終時刻”。病床上，黃爺爺痛苦、急促地呼吸著，兒女們有的看著手機，有的偷偷抹淚。雖然家人早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但離別到來，仍顯得不知所措。

　　看到手足無措的兒女和無助的老人，一名義工走近黃爺爺床邊，拉著他的手，輕輕地說：“您哪里疼，我幫您揉揉……”

　　“不要怕，到了那邊，哪里有光，就往哪里走”“你是一個好爸爸，這么多年辛苦了，家人都很愛你，不管你去了哪里都會想念你……”義工在黃爺爺耳邊輕輕念叨。

　　病床上的黃爺爺，原本急促的呼吸漸漸平穩，渾濁、倉皇的眼睛，逐漸變得柔和起來，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李凌江說：“臨終老人，是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孤獨的困擾、疾病的威脅、死亡的恐懼，是大部分臨終老人面臨的三大困境。”

　　臨終老人一般生活不能自理，經濟不能自主，精神不能自足，需要一定的醫護治療，普通養老院沒有能力也不愿意接收他們，其他醫院也幾乎不會收治絕癥臨終患者。對于這些人而言，臨終關懷成了一根救命稻草，扶持著他們安靜圓滿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時光。

　　中國已經告別經濟落后、物質貧乏的時代，迎來了物質生活比較充裕的時期。大部分城市和農村老人在衣食住行和基本醫療方面都有一定保障，但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和心靈呵護的服務供給嚴重不足。

　　李贊說：“許多重癥老人感到沒有力量、沒有希望、沒有熱情，與孤獨寂寞相伴，對死亡倍感恐懼無助。精神慰藉跟不上，即使物質條件再好，老人也很難感覺到晚年生活質量高，養老機構、社區和社會所提供的養老服務也很難被認為是高端的養老服務。”

　　臨終重癥老人特別容易遭受孤獨和恐懼的折磨。臨終和死亡是人生的自然歸宿，一個人必須獨自面對這一結局，但在臨終關懷鏈條中，如何幫助老人跨過最后這一“終極門檻”?從技術的角度看，臨終關懷、護理是以臨終者為中心、以家庭為單位的整體護理，是通過精神、心理和身體上的護理，讓臨終者及其親屬盡快進入角色，接受和應對即將接受死亡這一事實，扶持老人在安然、祥和的狀態中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半月談記者 謝櫻 汪偉 李宇佳）

　　記者手記：留“一只耳朵”給老爸老媽

　　我走訪了幾位獨居的老爸老媽，發現時至年關，他們的生活又有了新盼頭。此時，可能一個“我不回來了”的電話，就會將希望擊得粉碎。也許兒女們有太多這樣那樣的理由，老爸老媽們只能一一接受，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撒嬌”的資格。如今，他們需要用成年人的理智對抗不斷幼稚化的心靈，排解無盡的絕望。

　　一位獨居老人對我說，每天最難的是晚上。關燈睡覺的一剎那，屋子里靜得可怕，這種靜是一種折磨，腦子里不斷播放著從前的畫面，子女、親人。總是要告訴自己必須睡了，強迫大腦關機。可是明天呢?還要經歷同樣的夜。

　　“小女兒上學時，我每天給她1元錢，有一次我過生日，自己都忘了，她卻記著，背著小手回家，身后藏了一個生日蛋糕……”老人哽咽了，話變得不再連貫，“那是……孩子……一周的生活費啊!我告訴她……再也不要這樣了!”

　　如果不是這哽咽，記者會認為老人的生活輕松快樂。當記者問她是否感覺孤單時，老人沉默了，說起了那可怕的夜。

　　我走訪了5位獨居老人，有的是幸福的，或子女常伴左右，或有老伴偕老，或遇到遲暮的愛情;也有的是不幸的，子女遠居海外，老伴故去，再遇愛情卻遭家人反對。記者內心生發出一種強烈的感觸：當孩子小時，不會說話，父母會盡力感知孩子的想法，滿足他們的需求;但當父母老了，他們卻只能將困境和真實想法深深埋藏心底，而子女卻誤以為他們挺幸福。

　　老爸老媽們的行為，越來越像“小孩”，但很少有子女能夠成為老爸老媽的“父母”。我采訪的一名80多歲的老人向女兒提出“不行就送我去養老院吧”，女兒說“我想想”。結果老人轉頭就向鄰居哭訴，原因是她覺得女兒應該嚴厲“呵斥”她怎么會有這種想法，而不是真的考慮送她去養老院。

　　每一家的父母子女都是生死之交，也許子女并不是不愛父母，也不是不愿照顧，只是與老爸老媽間鴻溝漸深，缺乏理解，又懶得修補罷了，這是一場不該有的“誤會”。

　　傾聽、理解，留“一只耳朵”給我們的老爸老媽。（半月談記者 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