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杭州1月28日電　題：浙江鄉村“三化”興三農

　　新華社記者方問禹、許舜達

　　農家別墅張燈結彩，精致農產品供銷兩旺，高端民宿房源緊張……越發富裕的浙江農村年味漸濃。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數據顯示，2018年，浙江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7302元。

　　專家認為，鄉村市場化、工業化與城鎮化互促共進，是“七山一水兩分田”的浙江實現跨越式發展、農民富起來的密碼，也是一條促農增收、振興鄉村的通路。

　　 “小農經濟”走進“大市場”

　　臺州市天臺縣南屏鄉下張村，一層疊一層的山地里，不少高山蔬菜還掛著果。去年，“天臺大農場”茄子收購價6塊錢一斤，山地畝均收入超過9000元。

　　統籌農產品質量、營銷、保險，構建線上銷售平臺、打造線下物流園，經驗豐富的農民轉行傳播農技……天臺縣以縣域為單位打造“大農場”，激發了偏遠鄉村農業的比較優勢、規模效應和品牌價值。

　　這些契合“市場規律”的運作方式，讓曾經條塊分割、自給自足、逐漸邊緣化的“小農經濟”，在更廣闊的市場中兌換出更高的價值。

　　正是在市場中找到出路，“七山一水兩分田”、欠缺自然稟賦的浙江農業，仍然壯大成為多年來強勁支撐當地農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專家顧益康說，早在20世紀80年代，浙江農業就開啟市場化改革，農業經營體制、產業結構調整等都堅持市場化導向，比如打破“以糧為綱”的束縛，“田地種什么，農民說了算，市場說了算”。

　　在專家看來，當前我國三農“市場紅利”仍有巨大潛力：互聯網、高速交通、現代物流等，前所未有地打破了偏遠農村與消費大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和空間距離，由此激活了三農生態價值、審美價值、文化價值等，市場空間和價值空間都空前提升。

　　 “百萬農企”吸納“上班農民”

　　農歷臘月十九，諸暨農民沈利新正忙著打包新鮮草莓，盡管還在原來的田地上耕作，但報酬方式有了變化。2016年，他把家里田地交給村里打包，統一流轉給企業，自己則到這家企業上班，月薪超過4000元，比種田更實惠。

　　從收入結構看，2018年浙江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16898元，占比可支配收入六成以上。以在企業務工為主的非農勞動，是浙江農民的首要收入來源。

　　“上百萬農民創業，帶動數千萬農民轉產就業。”在顧益康看來，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包產到戶改革，使農業集體化經營體制轉變為充滿活力的家庭經營體制，浙江鄉鎮企業、民營經濟由此迅速發展，開啟了農村工業化道路，促進農民分工、分業、分化，一部分農民、農村先富起來，形成了數以百萬計的浙江“農民企業家”。

　　而根植于農村、率先探索工業化路徑的浙江民營經濟，在當下仍然是驅動浙江農民增收致富的強勁動力。

　　近年來，浙江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試點多管齊下，農村土地流轉加速推進，直接帶動100畝—300畝的適度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發展。現代農業與工業交融，為小農戶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其中部分成為“上班農民”。

　　如今站在更高起點，以創新創業為特征的浙江鄉村企業，仍然向新型工業化鏈條的兩端不斷延伸，從生態農業到服務業，持續迸發新活力。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唐冬壽介紹，目前浙江“農創客”群體超過1700人，其中近九成是80后、90后，本科及以上學歷占比56%，超過六成“先工作、再創業”。在促進農業三產融合、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助推農業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這一群體正發揮“生力軍”作用。

　　 “城鄉聯動”造就“協調省份”

　　立足城鄉謀三農。數十年城鎮化進程中，浙江統籌城市與農村的發展要素互動、有機融合，支撐著地方農民收入加速、城鄉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

　　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數據顯示，2018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036：1，比2017年縮小0.018。

　　從鄉鎮民營經濟勃發開啟的鄉村“裂變”，到2003年“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驅動的鄉村“蝶變”，再到當前城鄉融合發展、各美其美的“聚變”，浙江農民增收越發離不開“城鄉聯動”。

　　隨著東部發達地區逐步進入后工業化、后城市化時代和生態文明新時代，浙江城鄉關系出現新變化，城鄉經濟社會、產城空間、生產生活生態等全面融合發展，鄉村生態、人文優勢凸顯，吸引大量的城里人、年輕人到鄉村旅游、投資、創業，資源要素進一步向鄉村集聚，給農民帶來更廣闊的增收空間。

　　顧益康認為，立足城鄉是生產共同體、消費共同體、投資共同體、社會共同體、生態共同體的新認識，探索推動城鄉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產制度、產權制度、公共服務制度、社會治理制度等系列改革，促進人才、資本、技術、文化等要素自由流動、優化組合，是當前各地促進農民增收致富的一條通路。

【糾錯】

責任編輯： 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