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故宮鐘表修復師王津在簽名售書。《我在故宮修文物》熱播后,氣度儒雅的鐘表修復師王津被網友“晉封”為“故宮男神”。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10月2日，下了從太原到北京的高鐵，印樹葳馬不停蹄趕往故宮，11點半，他滿頭大汗地抵達奉先殿鐘表館門外，在最后一分鐘見到了自己的偶像——王津，也拿到了這天上午的最后一本簽售書。

　　“假期要去秦皇島參加婚禮，看到王老師舉辦簽售的消息，臨時來到北京。太原博物館舉辦故宮文物展，有幾件王老師修復的鐘表，我也特意去看了。”印樹葳說。

　　上午兩個小時《我在故宮修鐘表·瑞士鐘表》的簽售中，王津遇到的大多都是這樣的年輕人。他們有的特意從外地趕到，有的拖著父母過來，一個20歲出頭的小女孩對王津說，你一定要記得我，我以后還會來見你。她是王津的“鐵粉”，已經參加過三次王津的公開活動。

　　因為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王津火了。今年是他在故宮文保科技部鐘表室擔任文物修復師的第41年。在臨近退休的前幾年，默默無聞的他成了大明星，在瑞士的雪山、加拿大古老的廣場上，都有留學生遠遠跑過來說，“王老師，我認識你。”

　　印樹葳覺得這個年代還有王津這樣認真做事的人很讓人感動，對于那部以文物修復師為主角的安靜紀錄片，他的評價是：“燃！”

　　不過王津周身找不到一絲“燃”的跡象，他待人接物儒雅，但在深宮中40多年“擇一事終一生”的堅守，與“機械怪獸”作斗爭，又充滿了英雄主義氣質。

　　或許是這種氣質吸引了年輕人，故宮鐘表室迎來了百年來人丁最興旺的時候：正編6人。

　　故宮修鐘表的行當一直沒斷過人，但王津師爺那輩最終就剩一人，師傅那輩最后只剩兩個人，到了王津這代有3人，2006年后的十多年，只剩他和徒弟亓昊楠。而去年，他一下招收三位徒弟，其中一位從芬蘭博士畢業，亓昊楠也招到了一位徒弟。

　　王津感覺到，隨著國家對傳統文化的宣傳教育，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興趣日漸濃厚，這是以前從未見到的景象。

　　■ 對話

　　“寧可修慢一點，也不要急躁”

　　【人物檔案】

　　王津

　　1961年生，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副研究館員，1977年起在故宮從事文物鐘表修復，陸續修復和檢修了三百余件鐘表，曾在國際國內重要博覽會展出。因《我在故宮修文物》紀錄片被稱為“故宮男神”。

　　國家對文保投入大讓修復效率提高

　　新京報：你1977年進宮工作，幾乎與改革開放同步。改革開放40年的國家發展在你的工作中有沒有體現？

　　王津：體現得很明顯。原來人手少、材料設備簡陋，經費非常緊張，一年才兩三千元。那時主要靠手把手教，憑經驗觀察，無法科學檢測。現在國家對文物保護投入非常大，很多科學手段用在文保中，修復效率更高了。

　　而且以前的修復基本沒有檔案記載，想看看過去修的是什么、怎么修的，一點記錄都沒有，現在都有檔案和影像記載，還有實驗室幫助我們。

　　新京報：在故宮工作41年，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

　　王津：故宮就像家一樣。我們家從曾祖父到我，幾代人都在故宮。我印象中最早是在上世紀60年代進宮，還在神武門廣場看露天電影。1972年前后，因為幫病休的爺爺來宮里辦些領工資、領物品、交看病單的事，往來宮中就比較多了。1977年爺爺去世，我只有16歲，院里照顧我讓我接班。當時文物修復廠沒有年輕人，鐘表室就剩兩個人，歲數也比較大，我就被師傅挑上了。

　　現在兒子也在頤和園從事鐘表修復，他也喜歡這份工作。

　　新京報：你從師傅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

　　王津：師傅對我們要求很嚴，除了工作，做人要求也很高。他自己就是這樣，有一年師傅年紀已經很大了，帶我們坐30多個小時火車去廣東，幫省博物館修鐘表。冬天很冷，我們就住在辦公室里，晚上支個小床，沒有暖氣。師傅哮喘很厲害，每天靠氣霧劑維持。其實也可以讓人把鐘表運到北京去修，但他擔心運輸會造成損害，所以自己南下，這種對文物的尊重和愛護對我影響很大。

　　新京報：修復鐘表對人的性格有什么要求？

　　王津：首先要喜歡這份工作，哪怕脾氣比較急的，如果真喜歡，干五年十年，性格也會改變。這個工作不可能急，如果在你手里造成文物損傷，心里一輩子都過不去。寧可修慢一點，也不要急躁。

　　讓社會看到“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

　　新京報：現在你的崇拜者很多，對生活帶來什么變化？

　　王津：沒覺得有什么變化，只不過認識我的人多了一點。有一次去瑞士出差，休息的時候去雪山上觀光，老遠跑來一個小伙子跟我說，王老師我認識您。去加拿大旅游，在一個很古老的廣場，也有兩個留學生認出了我，都是通過在網上看紀錄片認識的。

　　現在年輕人對傳統文化關注非常多，過去很少有人關注這些。拍紀錄片的時候，大伙都想，肯定都是退休老人在家守著電視看看，后來發現大部分的觀眾是年輕人，十幾歲、還有幾歲的孩子。曾經在武漢做講座，遇到一個才五六歲的孩子，把紀錄片看了好幾遍，很喜歡。國慶做這個簽售會，好多都是小朋友領著家長來的。

　　新京報：社會的廣泛關注對工作有什么促進？

　　王津：有很大的促進。從1977年到2017年40年中，我只招到一個學生。前后也招過兩批，面試都過了，孩子都沒來報到。紀錄片播出之后，現在很多人來報考，去年招來了三個。原來也很少能招到研究生、博士生一類高學歷人才，去年招到一個在芬蘭博士畢業的，放棄了外國工作來故宮。他們外語水平很高，中國傳統工藝資料特別少，通過他們能聯系到國外，能找到更多資料。

　　新京報：有沒有什么時刻覺得自己的工作為國家做了貢獻？

　　王津：自己的一點成績能受到這么多關愛，我覺得很感動。現在節假日經常加班，都是做公益宣傳，做簽售、去院校跟學生交流、在鐘表館接待小學生，也是很好的事情，通過自己的故事，能夠讓社會看到“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

　　現在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很大，很多看紀錄片認識我的孩子都是初中生、高中生。從故宮文創也能看出來，那么多小孩到文創店買很多紀念品，由衷地喜歡，這就是非常大的變化。

　　■ 同題問答

　　新京報：今年對你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王津：今年第二冊書《我在故宮修鐘表·瑞士鐘表》出版了。這么多年，專門關于鐘表修復的書幾乎沒有，去年我們出了一本《我在故宮修鐘表·英國鐘表》，幾個月就售罄了，第二冊也受到很多關注。

　　新京報：你現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王津：想多修一些沒有機會修復的鐘表，比如“寫字人鐘”。我師傅說“寫字人鐘”非常復雜，以前沒有見過、沒有資料，而且是孤品，對故宮修鐘表的人來說非常神秘。現在八個字寫不全，能寫出幾個，具體問題出在哪、破損到什么程度，沒有打開也不知道。

　　新京報：你對國家有什么祝福和祝愿？

　　王津：幾十年前的國慶跟今天相比，從故宮就能看出不同。那時候來故宮的觀眾很少，現在每天爆滿，孩子把國旗貼在臉上，很高興看到年輕人愛國情緒那么高。祝愿祖國越來越好，希望走入文物修復崗位的孩子認認真真學習好，把老師傅的經驗傳承下去。（記者 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