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大山里的患者,他在中國做了20年兼職醫生,培養了超過5000名村醫

　　這位敬業的中醫博士來自西非馬里

　　▲在云南省昆明市宜良縣人民醫院,迪亞拉正在詢問患者的病情。

　　▲迪亞拉一家在云南昆明住處的合影。組圖均由本報記者王迪攝

　　本報記者王迪

　　在今年的中非合作論壇上,來自52個非洲國家、27個國際和非洲地區組織的代表中,有一個人的履歷很特別。

　　他是第一個取得中醫博士學位的外國人。他在中國西南做了20年的兼職醫生,培養了超過5000名村醫。

　　這個人就是來自西非馬里共和國的迪亞拉。一半的時間,他是住院醫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中醫院老年門診工作。另一半的時間,他是專業志愿者,穿梭于西南山區的偏遠鄉村,帶來當地急需的醫技和人才。

　　他深信,古老的中醫在當代的基層醫療體系中能有大作為。

　　敬業的醫生

　　直到赴京前一天,55歲的迪亞拉仍然在云南一家縣城醫院義診,堅持把當天上午所有掛上號的病人看完再走。

　　一個老太太帶著兩個孫子走進了辦公室。

　　“孫子多大了?”

　　“這個10歲,這個14歲。”

　　“哎呀,您太有福氣了。”

　　隨后,這個黑皮膚的外籍醫生輕輕撩開老人的衣領,雙手按壓她的右肩,確認疼痛的具體位置。

　　從清晨到中午下班,病人魚貫而入,迪亞拉幾乎沒有時間接電話或倒茶水。就算過了飯點,只能吃點盒飯,他也從不抱怨。

　　“我出生在西醫世家,我父親從小讓我背誦《希波克拉底誓言》。來中國后,我學中醫,接觸了《大醫精誠》。我意識到醫生治病靠醫術,但是也靠德行。”迪亞拉說。

　　上世紀90年代末,作為全職醫生在成都剛工作不久,他的價值觀就遭遇了挑戰。所在醫院的副院長找他談話:“你的病人是我們這里最多的,獎金卻是最少的。”

　　那時,不少醫院都把賣藥作為收入的重要來源,紛紛將醫生的收入和藥單掛鉤,鼓勵虛開藥單。迪亞拉記得,有個月他的獎金172塊,而一個同事的獎金收入超過4000塊。

　　但迪亞拉不為所動。當副院長第三次再次“提醒”他的時候,他選擇了辭職,把所有精力投入西南山區的公益醫療項目。

　　受歡迎的老師

　　1997年,迪亞拉在朋友介紹下加入了無國界醫生組織。一個云南項目讓他第一次走進中國偏遠鄉村。后來,他陸續參與了鄉村醫務人員培訓、艾滋病、結核病防治、社區發展等項目,足跡遍布全中國。

　　20年來,迪亞拉培養的村醫超過5000人,他們來自四川、云南、江蘇、黑龍江、湖南、青海等地。幾乎每天他都會收到學生的短信,向他提問或者發來問候。

　　什么樣的學生迪亞拉都見過。有接受過正規醫學教育的中專畢業生,也有人小學沒畢業、字不會寫、只會說方言。

　　“我要用最短的時間讓不同層次的學生聽懂。”迪亞拉說。

　　雖然精通古文、寫得一手工整漢字,迪亞拉很少用板書。他用簡筆畫、剪紙和實物講述深奧的中醫理論。討論、觀摩、操作,這樣的培訓流程容不下長篇大論的說教。

　　除了各地衛生部門和醫院召集的學員,也有一些是迪亞拉親自招募的村醫。

　　他曾驅車到云南的一個工地,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一個初中輟學的女孩。這個女孩是所在村里受教育最高的女性,是那里最適合做村醫的人選。

　　“做你現在這個工作也不是不好,但說實話,這只是解決了你一個人的問題。你也知道,村子里有很多問題,真的需要一個女醫生。”迪亞拉這番話最終打動了女孩。

　　最近的一個鄉村醫生培訓差點要了迪亞拉的命。8月初,在青海玉樹的一個村莊,高強度的工作、3700米以上的海拔讓54歲的迪亞拉患上嚴重的肺水腫。

　　他一開始把手心、腳心搓熱,吸著氧氣罐繼續授課,想撐下去把課講完。但一回到賓館,他卻連呼救的力氣都沒有了。他用盡體力把椅子拋出去,“砰”的一聲,才把隔壁的助手引來。一個當地村民開著越野車,連翻兩座山,總算把幾乎昏迷的迪亞拉送到了縣城醫院。

　　中國的基層工作經歷讓迪亞拉感慨,非洲最缺的不是高級人才,而是鄉村醫生。

　　“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療體系都不應該忘記基層。如果在非洲培養三五百個,再復制這樣的項目,就能解決很多問題,而不是等到問題變突出再去找大醫院。”他說。

　　中醫學的傳播者

　　中醫學正在越來越受到世界的認可。世界網球冠軍德約科維奇借鑒中醫理論改變飲食,增加了熱食的比重、改喝溫水,還把這些寫進了一本關于健康飲食的書。奧運冠軍菲爾普斯用拔火罐來提高泳道上的表現。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在一本千年歷史的中醫典籍里找到了啟發,發現了抗瘧疾的青蒿素,并為此獲得了諾貝爾獎。

　　然而,直到今天,關于中醫價值的爭論并未停止。迪亞拉對此深有感觸:“很多非洲的衛生官員不懂中醫,不認同中醫。他們往往是西醫某個專業的碩士和博士。”

　　質疑人士常常提到的是,和西醫相比,中醫缺乏科學實證。

　　本科就接受了西醫訓練的迪亞拉對此并不認同。“西藥的試驗從小白鼠開始,到貓狗,到猴子,最后才到人身上。幾百幾千例過后,就說這種藥物有效。反過來看中醫,一開始就是在人身上做試驗,然后慢慢總結。經過幾萬、幾億人的驗證有效,你說這不科學嗎?”

　　為了減少宗教界人士對中醫學的誤解,迪亞拉作為醫學顧問與新加坡學者Pak-Wah　Lai博士合作推出了《治愈之道:從基督教的視角看待中醫》一書。

　　在迪亞拉看來,中醫學的優勢在醫療條件落后的貧困地區很明顯。中醫學本來就是傳統醫學,取之于民,所以老百姓容易操作和理解,也容易就地取材。頭疼了,按摩個穴位；咽喉腫痛,嘴里含一片草藥；感冒了,就喝點姜湯。

　　“這些不是需要高科技的東西,都是自然界的東西,所以經濟、有效。”迪亞拉說。

　　迪亞拉有一個最引以為豪的項目。他曾在云南的兩個村莊給村醫、村干部做培訓,教他們如何鑒別和利用村周圍的中草藥。在其中一個村子,他找到了70多種,能應對至少30種常見病。他還教會村民如何用這些草藥制作獸藥和農藥。他編了一本小冊子,希望以后能有機會把這個項目復制、推廣。

　　“以前大家不重視中醫,總覺得不如直接給農村送一些抗生素。可現在抗生素濫用產生耐藥性,反而帶來了危害。”迪亞拉說。除了經濟有效,他認為這個項目還讓村民懂得愛惜自己的自然環境。

　　中醫的另一個特點在于靈活性,“一個真正的中醫就是一個家庭醫生。”以迪亞拉自己為例,在云南的宜良縣人民醫院他看的有一半多是婦科病,而在成都他接觸最多的卻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癥。在缺少醫生的農村,這種靈活性難能可貴。

　　在中國安家的馬里人

　　迪亞拉娶了一個成都姑娘,現在有了一兒一女,一家人住在昆明。

　　他對于自己的身份常常感到矛盾:如果遇到馬里的同學、同行,他們會評價他的思想“中國化”。可是身邊的中國人一直會以外國人的眼光看他,盡管他聽得懂粵語、四川話,還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讓他感覺不自在的是,很多人會用“非洲人”描述任何一個來自非洲大陸的外來者。一說起非洲,人們第一反應就是貧困、疾病、落后。

　　“比如說,我來自馬里,馬里確實來自非洲,但是也不能代表非洲。馬里有自己獨特的民族和生活習慣。馬里的問題歸馬里,尼日利亞的問題歸尼日利亞,不要一下子都歸結為非洲問題。”迪亞拉說。

　　他曾經因為“非洲人”的身份吃了虧。他本想讓兒子和本地孩子一起上幼兒園,為此某地政府特意安排了他和園長的會面。結果那個園長老遠瞧見他站在門外,掉頭就走,還讓保安轉告他“園長不在”。

　　但在迪亞拉走訪過的山區,處處留下了燦爛的笑臉。人們心懷感激,絲毫不在乎膚色的不同。

　　迪亞拉想起了在云南迪慶的一次義診。臨走前,那個藏族村莊的年輕人忙活了一整天,到山上四處尋找蟲草。雖然是10月、早已過了蟲草的最好季節,他們還是攢了一把指尖大的小蟲草,用哈達扎好送給他。

　　臨走前的晚上,全村男女盛裝出現在晚會上,把酒言歡、載歌載舞。唱歌的好手們按照男女分列兩隊,一唱一和,用斗山歌的方式給尊貴的客人餞別。輸的一方退下,贏的一方繼續接受挑戰。最后只剩下一個女的和兩個男的對唱。

　　迪亞拉早已困得睜不開眼,但他又不好意思在表演結束前離去,怕辜負了村民的一番熱情。

　　后來實在忍不住,迪亞拉私底下問晚會什么時候結束。有人告訴他,按照風俗,他在這里坐多久,他們就唱多久,一直會唱到客人離去。迪亞拉恍然大悟,立刻轉身進了帳篷,結果不到三分鐘歌聲就停了。

　　迪亞拉的女兒尼西今年10歲,幼兒園時就能熟練背誦《大學》《中庸》。迪亞拉想在小學階段教會她《黃帝內經》,培養她對中醫的興趣。

　　兒子以勒是個19歲的帥小伙,身高已經超過了父親。在迪亞拉的言傳身教下,他成為一名年輕志愿者,去過印尼的孤兒院、蘇丹的難民營,以及肯尼亞、烏干達、新西蘭等地。他打算在報考大學的時候申請社會心理學專業。

　　“爸爸是很會照顧別人的一個人。他去每一個地方都帶來了幫助,給別人希望。”以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