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中國醫師迎來職業生涯中首個專屬節日——“中國醫師節”。這些守護在生命健康第一線的白衣天使有何職業感悟？又有哪些節日心愿？中新網記者日前走進這一群體，傾聽他們的心聲。

　　一位曾經飽受風濕病困擾的藏族病人經治療后病情得到控制，與栗占國(右二)合影。 受訪者供圖

　　“希望學科能有更大發展，為更多患者減少病痛”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風濕免疫科主任 栗占國

　　從醫30余年的栗占國，長期工作在風濕病臨床一線。回憶自己從業經歷，他感慨頗深。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整體的醫療水平還不高，風濕病免疫學科因為不是“要命”的病，公眾知曉率低，也不被重視。

　　“那時人們對風濕病的認識就是疑難雜癥，沒什么好的治療手段和藥物。”栗占國說，由于相關研究滯后，使這類疾病的致殘率高，患者本身也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專科醫生數量相對短缺、疾病本身具有學科交叉的特點，這都為栗占國的工作帶來了諸多挑戰。但作為醫生，每每看到患者康復，都能讓他感受到這份職業帶來的成就感。

　　栗占國回憶，曾經有位藏族病人，因受風濕病折磨，完全不能自理。病人千里迢迢從拉薩來到北京求醫。經過栗占國的努力，最終病情得到控制，病人也回歸了正常生活。

　　“栗醫生拯救了我的一生。”當這句話從這位藏族婦女口中說出時，栗占國覺得一切付出都很值。

　　令栗占國欣慰的是，當年國內不太受重視的風濕免疫學科也迅速發展，成為了綜合醫院里發展最快的學科。他的團隊和十余家醫院聯合探索建立的早期類風濕關節炎分類標準，如今在國內乃至國際都得到了廣泛應用。

　　在栗占國看來，“中國醫師節”的到來，對弘揚醫生的社會價值和重要性來說，是良好的契機。

　　“坦率說，如今，醫患之間出現的一些不信任，是兩傷的狀態。越是在這種條件下，醫生越應當有責任和擔當。把患者當親人，沒有解決不了的診斷，也會有治療的對策方法。”栗占國說。

楊愛君在診室工作 中新網記者 張尼 攝

　　“希望將來有更多優秀的孩子學醫”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兒科副主任 楊愛君

　　“寧治十男人，不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不治一小兒。”中醫中的這句名言，從側面反應出了兒科大夫的工作難度，但楊愛君在這個崗位上堅守了28年。

　　每天早上七點十分準時到醫院，平均每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晚上還要整理各類教學與科研材料……這是楊愛君的工作常態。

　　“幾乎沒過過完整的節假日，門診是早上八點到中午十二點半，基本不可能有喝水和上洗手間的時間。”楊愛君說。

　　即便這樣，兒科依然是醫患矛盾最容易爆發的科室。由于患者多是沒有表達能力的兒童，醫生對病情的判斷和診治難度增加，加之家長心情焦慮，都大大增加了醫生的執業風險。

　　楊愛君說，每當患者家屬因為情緒激動惡語相向時，難免會感到委屈壓抑，甚至萌生出“不想干”的念頭，但這樣的念頭也只是一閃而過，因為自己的成就感是任何職業都不能比擬的。

　　2010年，楊愛君的科室里收治了一個體重只有800克的早產兒，孩子在醫院住了79天，經歷了各種呼吸、循環、喂養方面的困難，終于在全科室的努力下順利出院。如今，這個孩子已經長大上了小學，身體健康。

　　“為了紀念這段經歷，孩子的名字中還加上了友誼醫院的‘誼’字。”回顧這段經歷時，楊愛君仍然記憶猶新。

　　職業生涯中迎來首個中國醫師節，也讓楊愛君感到欣慰。她相信，未來醫生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經濟待遇都會有所提升。

　　“希望我們能盡快實現醫改目的，讓患者滿意，讓醫務人員得到實惠，有更好的職業成就感。更希望將來有更多優秀的孩子學醫，特別是兒科，這樣才能形成良性循環。”楊愛君說。

　　孫浩睿在手術開始前為麻醉后的病人進行氣管插管。 中新網記者 張尼 攝

　　“希望得到全社會對醫生的理解和尊重”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麻醉科醫師 孫浩睿

　　“在手術室里，一個獨當一面的麻醉醫生，就是患者的安全墻。”在醫學院讀書時，老師的一句話打動了孫浩睿，從此他選擇了麻醉科。

　　“很多人習慣稱呼我們為‘麻師’，其實我們也是具有執業醫師資格，進行臨床執業的醫生，只是選擇了麻醉專業而已。”談到外界對自己專業的誤解，29歲的孫浩睿解釋說，自己日常工作鮮為人知，但卻一點不輕松。

　　“我們的工作并非只是給手術臺上的病人‘打一針’那么簡單，每一臺外科手術的成功都離不開麻醉醫生的配合。只要病人在手術臺上躺著，麻醉醫生就要寸步不離，時刻監測病人的生命體征，隨時調整麻醉藥用量。”孫浩睿說。

　　相比其他醫學專業，選擇麻醉專業的醫學生并不多。但國內三甲醫院手術量巨大，導致麻醉科醫生出現很大缺口，超負荷工作成為常態。

　　大部分三甲醫院麻醉科的一線醫生，每天工作時長超過10-12小時、吃飯上廁所都要有同事替換才行……這樣的工作強度是孫浩睿報考醫學院時不曾了解的。盡管如此，孫浩睿依然喜歡這份工作。

　　他回憶，一次在胃腸鏡門診麻醉時，一個門診患者在檢查室麻醉蘇醒后，對他豎起了大拇指，患者一句話都沒說，但當時作為醫生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剛工作3年的孫浩睿坦言，“和其他行業的人相比，我的收入真的不算高，工資中至少有一半要支付房租，這對于在北京生活的年輕人來說壓力很大，但還是沒后悔這個選擇。”

　　醫師節到來，孫浩睿最希望的，還是得到全社會對醫生的理解和尊重，更希望未來醫生們的付出和所得能更匹配，讓醫學成為更有吸引力的專業。

　　“大家不要神化醫生，也不要魔化醫生”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疼痛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易端

　　回憶起當時為什么選擇學醫，30出頭的易端說，當時只是因為家里很多親戚是醫生，所以那時認為醫生是個不錯的職業。

　　歷經北京大學10年的學習之后，易端進入了北醫三院，高強度的工作一度讓他吃不消。

　　“當時我還在麻醉科，醫院每年有3萬多臺手術，都需要麻醉醫師跟進。有時候連軸工作到凌晨兩三點，還要做手術，真的身心俱疲。”易端回憶說。

　　盡管如此，易端還是認為自己這樣的付出值得。用他的話說，獨立收治病人，并看到患者重回健康時，成就感爆棚。

　　30歲那一年，已經“轉戰”到疼痛醫學中心的易端接到一位多次發生腦梗、并伴有心臟病和嚴重椎間盤突出的病人，當時病人已經不能行走，吃藥根本解決不了。

　　“因為病人病情復雜，手術風險高，所以沒人愿意為他做手術，于是他輾轉來到北京找到了我。”易端說，自己最終冒險收治了這位病人，并通過微創手術解決了問題。

　　憑自己的手術刀，讓病人重獲新生，這種滿足感對于易端來說是無可替代的。

　　易端坦言，醫生與患者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如今醫患的相互不信任對雙方都有損。病人不相信醫生，醫生治療起來也畏首畏尾，最終受損的還是百姓，是中國的醫療事業。

　　“大家不要神化醫生，也不要魔化醫生，希望可以坐下來，像朋友一樣。”易端說。

馬云龍在診室為病人診病。(受訪者供圖)

　　“學醫學了11年，只想給病人好好看病”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疼痛醫學中心住院醫師 馬云龍

　　5年本科、3年碩士、3年博士……經過漫長的學習后，馬云龍進入了北醫三院疼痛醫學中心。

　　尚在規培期間的馬云龍，生活可以用一個“忙”字來概括。周一至周五出全天門診，周末不定時加班，晚上回家看文獻、做研究……這樣的節奏讓他“幾乎沒時間喘息”。

　　除了工作強度大，和患者溝通對于剛出校門的馬云龍來說也是個挑戰。

　　“有時候你覺得自己和患者溝通的挺好呢，但之后不明不白地你就被投訴了，還有患者因為種種誤會惡語相向的。”回憶起這些經歷，馬云龍也很無奈。

　　沒辦法給所有病人加號也讓馬云龍很為難，“很多患者是從外地過來的，他們真的不容易。但有時候規則就是規則，已經掛號的病人都看不完，又能怎么辦呢？”

　　醫師節到來，這位年輕的醫生很欣慰。談到心愿，他說最希望的還是患者可以理解自己，醫生也一定要理解患者，因為每個病人都不容易。

　　“學醫學了11年，只想給病人好好看病，實現自己的職業價值。”馬云龍說。(記者 張尼 冷昊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