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在福建省城福州，從黨政機關辦公點到對外服務各窗口，包括醫院、派出所、便民場所等，都能看到“馬上就辦 真抓實干”的醒目標語。就連一些商業銀行、民營企業，也在自家門廳廠房前的數字屏，自發滾動播放這幾個字。有人說，此舉反映了福州人渴求加快步伐、干事創業的開放心態，是有道理的。

　　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

　　福州是首批沿海開放城市，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可以實行經濟特區的一些特殊政策和靈活舉措。但前些年，相比其他東南沿海省會城市，福州在經濟發展和城市面貌上存在一定距離，留下一些欠賬。

　　比如，福州地鐵一號線，從2009年底舉行動工儀式，到去年初全線試運營，歷時之久，以至于幾屆班子上任，老百姓反映較為集中的就是地鐵何時通車。2007年就想落戶市中心的宜家家居，兩次與福州擦肩而過，時隔10年才于去年簽約項目……

　　這其中確有很多實際情況，福州是文化古城，又是“開門見山”的老城，地下文物、土地收儲、房屋征遷等有不少困難。敢不敢碰硬，是不是慢作為不作為？生活于此的群眾，有意投資的企業，自有評說。

　　近年來，中央賦予福州更加清晰的戰略定位。生態文明示范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福州新區、自主創新示范區等，“五區疊加”為這里迎來難得的發展機會。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如何充分利用國家戰略，成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試驗田？

　　2014年，福州出臺意見，深入治理效率低、服務差等問題。一市直單位處室分管負責人，在辦理即辦事項時，沒有按規定馬上就辦，拖延近一月；一市直單位在推進項目建設中工作脫節，致使進度嚴重滯后……當年前三季度，17家單位89名不作為慢作為干部受到效能問責處理。

　　去年9月中下旬，福州部分涉及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指標出現走勢放緩苗頭。市里隨即派出7個督察組發現查處問題。下半年，各項工作提速增效。鼓樓區有序完成紅墻新村及周邊舊屋改造等項目簽約，臺江區大慶河提前1個月交地，為消除黑臭目標提供有力保障……

　　今年起，福州試行“馬上就辦 真抓實干”若干規定，劍指干部慢作為甚至不擔當不作為等問題。面對這道重要考題，快慢之間，福州做出了選擇。

　　最能感受一個城市節奏的，是外商投資者

　　對沿海開放地區來說，最能感受一個城市節奏快慢的，是外商投資者。實行對外開放后，中央擴大地方權限，開始放寬外資項目審批權限。當時，外商要想開廠辦企業，少說蓋幾十個章，有的甚至要一百多個章。負責審批的各部門也不在一起，各種條件、程序、時限、材料，跑幾趟都辦不下來。

　　早在上世紀90年代，福州就成立了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探索投資項目審批“一棟樓”，內外投資項目一起打包，審批、服務、稅外收費等35個單位聯合辦公。如今，這樣的“一棟樓”演變成“一個窗口”，“馬上就辦”進入快車道。福州相繼啟用行政服務中心、市民服務中心，分別為企業、群眾提供全方位服務。前者日均受理3534件，當日辦結率90.87%，后者工作日日均受理8155件，雙休日日均受理4017件，當日辦結率85.69%。時間更多、環節更少、材料更簡，已成為標準化精準化要求。

　　“在我們這里，按時完成也是慢。”在服務中心管委會主任張曉容看來，要了解企業的焦慮是什么。有時候推出某項改革，政策制定者以為改了，但不一定改到企業心里去。前不久，部分企業反映，某審批事項，服務中心按照省里規定在法定時限的30%以內辦結，但效率還是不夠高。向相關窗口工作人員提出要求后，一線普遍表示，實際操作中無法再壓縮時間了。

　　這時候，管委會巡檢制度發揮了作用。各主要負責人定期抽查臺賬，了解流程規范、辦件時間、服務態度等。1個月后，調來該事項服務窗口臺賬，發現辦結時間大多都在法定時限10%以內。“明明可以更快，為什么還要推脫？”張曉容說，通過一定時間壓力測試，福州在市級層面自行縮短多個審批事項辦理時限。

　　除了快事快辦，面對新問題，能否做到新事新辦？近年來，新產業新業態迅猛發展，不少企業提出的訴求此前未曾受理過。福州推出服務審批窗口無否決權機制。工作人員對涉及空白領域、模糊地帶的非標準化申請，不能簡單說“不行”。要給辦事人合理解釋引導，并及時上報。該機制建立以來，服務中心收集窗口否決數據超3000條，經分析后，對那些新事項進行規范管理、做到有標準可依。

　　此外，張曉容表示，目前市級以上層面的審批，一些廳局委辦之間的信息系統還沒有打通，數據無法共享。本可以在窗口實現網上快速審核，但企業還是要重復提交各種紙質證明材料。建議加快推動電子政務等數字化信息化建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馬上就辦，辦要辦好與按規矩辦有何不同

　　開放就活，活了才有生機。但現實中，靈活舉措也遇到了新情況。一些干部積極聯系基層，在現場辦公會、接待來訪時，直面企業切身問題，當即協調有關部門限期辦妥。但事后有類似訴求的企業，都上門來找，一些干部就犯難了。

　　福州軟件園是福建規模較大的產業園區，很多計算機從業人員都是從外地或海外過來創業投資。一些高技術人才在當地沒什么“人脈”，子女上學成了煩心事。“前些年，一個企業技術高管實在沒轍，竟然拿著現金直接找園區主要負責人，希望解決就學困難。”管委會主任陳暉回憶。為了更好留住人才，急企業之所急，軟件園與福州市重點小學錢塘小學合作，設立了軟件園教學點，有效解決了就近上學問題。

　　馬上就辦、真抓實干，可提高工作效能。但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甚至是無人區，如何做到按規矩辦、辦要辦好？建立健全有效制度和長效機制，方為正途。

　　當年，選擇開放一批沿海港口城市，是因為這些地方工業比較發達，企業經營管理水平比較高。興辦各類新區、開發區、產業園區等，也就成為更好利用外國資金、知識和市場的重要平臺。

　　1985年，國家在福州馬尾區設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2014年，福建自貿區設立，包括福州等片區。2015年，福州新區成為全國第十四個國家級新區。從早期在開發區內享受產品出口、稅收等優惠政策，到如今探索先放行后改單作業模式、“多規合一”信息聯通平臺……一系列投資和貿易便利化試點，摸著石頭過河，逐步成為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得到及時推廣。

　　“一些企業或企業負責人辦事無門，或者遭遇‘玻璃門’‘旋轉門’。我們要有為企業服務的便利化思維、創新思維，但更要有法治思維。”福州自貿片區管委會副主任梁勇認為，一些受歡迎的辦法，或者高效的試點經驗，要積極爭取在法律法規等層面予以明確。

　　福州新區管委會規劃局局長林鯉晟表示，一段時間以來，為了吸收更多外資加快發展，不少地區在招商引資方面，都喊出打造“政策洼地”的口號。“與改革開放初期不同，現在很多企業并不需要你提供各種各樣的短期政策，而是看是否有可靠的長效機制，要建設優化營商環境的制度創新高地”。

【糾錯】

責任編輯： 程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