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在加沙城以東的加沙地帶與以色列交界地區，人們轉移一名在沖突中受傷的巴勒斯坦示威者。新華社發

　　12月5日，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文物修復師赫芭·朱馬在國家博物館內修復來自巴爾米拉的受損雕像。新華社發

　　11月15日，在也門荷臺達，支持也門政府的武裝人員在一輛軍車上。新華社發

　　10月，卡舒吉案發生后，一名安保人員在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外執勤。新華社發

　　對抗、僵持、失衡，構成了2018年的中東地區形勢的典型特征。對抗突出表現為美國及其盟友沙特、以色列與伊朗的嚴重對抗，伊朗問題甚至有可能超越巴以問題成為中東的核心問題；僵持具體表現為敘利亞問題、巴以問題、也門問題等熱點問題雖出現政治解決的希望，但在總體上仍處于僵持狀態；失衡主要表現為受美國中東政策負面效應以及地區大國博弈的影響，中東國際關系的分化組合更趨復雜，地區格局持續失衡。

　　1.美國及其盟友與伊朗的對抗全面加劇

　　根據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反恐、遏制伊朗、能源安全成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戰略利益。由于“伊斯蘭國”實體在2017年被消滅，能源安全并無迫在眉睫的威脅，遏制伊朗便成為2018年美國中東政策的主軸。總體而言，否定并退出伊核協議、重啟制裁、組織地區盟友對抗伊朗成為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主要內容。

　　2018年5月8日，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并恢復對伊朗的制裁。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提出了對伊朗“極限施壓”的12條苛刻要求，其內容主要包括伊朗停止所有鈾濃縮行為、無條件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停止導彈研發和擴散、停止支持中東“恐怖組織”、停止對伊拉克、也門和敘利亞的干預等。此后，美國相繼在8月和11月兩次啟動了對伊朗的大規模制裁。美國制裁伊朗的基本目標是通過“極限施壓”迫使伊朗就范，重新簽署美國主導的伊核協議，同時通過強化與沙特、以色列的關系重塑中東的力量平衡。

　　特朗普政府中東政策的核心是在繼續進行戰略收縮、減少投入的情況下，通過遏制伊朗來整合在奧巴馬時期日漸疏遠的盟友關系，重點強化美國與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關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領域承擔更多任務和成本，進而增強美國對中東事務的主導權。首先，為強化與以色列的盟友關系，在巴以問題上采取明顯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企圖強推解決巴以問題的所謂“世紀協議”。其次，組建以沙特為中心的反伊朗聯盟即“阿拉伯版北約”，并大力支持沙特的內外政策，尤其是在“卡舒吉事件”中極力維護美沙同盟關系。

　　美國遏制伊朗的政策面臨著以下嚴峻挑戰和困境。首先，美國通過制裁迫使伊朗主動改變和內部生變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也很難改變伊朗在地區熱點問題上的政策立場。其次，美國的伊朗政策盡管得到沙特、以色列等中東地區盟國的配合，但沙特的政治發展，尤其是沙特能否充當防范國際能源市場穩定的“防洪堤”，都存在不確定性。最后，全面制裁伊朗導致的不確定性可能沖擊美國金融霸權，這是美國深層次的隱憂。如果在國際能源市場出現歐盟正在探討的獨立于美元之外的交易系統，這無疑意味著美國金融霸權的松動。

　　總之，遏制伊朗構成了2018年特朗普政府中東政策的主線。由于特朗普的中東政策在本質上是以較小投入獲取最大收益、以“離岸平衡”取代直接干預、以單邊主義取代多邊主義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美國在中東的作用更多呈現破多立少的消極影響。美國遏制伊朗的政策是中東地區尤其是海灣地區形勢急劇緊張的根源所在。

　　2.熱點問題持續僵持，政治解決進程艱難

　　在2018年的中東熱點問題中，巴以問題的跌宕起伏和僵持難解最為引人矚目。5月14日，美國選擇以色列“國慶日”亦即巴勒斯坦的“受難日”，在耶路撒冷高調舉行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開館儀式，誘發了2014年以來巴以最血腥的暴力沖突，造成58名巴勒斯坦人喪生，2800多人受傷。

　　特朗普還力圖強推巴以和平方案即所謂的中東和平“世紀協議”。2018年6月，特朗普會見約旦國王阿卜杜拉，希望“世紀協議”能得到同盟國家的支持。據報道，“世紀協議”可能包括在約旦河西岸邊界、加沙地帶與埃及邊界、戈蘭高地主權等方面偏袒以色列，為未來巴勒斯坦國“首都”選址，推進巴以經濟一體化等內容。該協議不僅嚴重侵害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領土主權，甚至也將對埃及對西奈半島的主權構成侵蝕。但由于美國把更多精力投入遏制伊朗以及巴以問題的復雜敏感，所謂的“世紀協議”仍處在醞釀之中。在2018年年底，巴以沖突再度升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發生嚴重沖突，但由于以色列受到各種因素限制，才未對哈馬斯大打出手，避免了沖突升級。

　　此外，美國還施壓沙特、約旦等阿拉伯國家在巴以問題上讓步。這既使沙特等阿拉伯國家面臨阿拉伯民眾和輿論的壓力，也有導致巴以沖突再度升級的風險，同時也給伊朗利用巴以問題進行反以、反美的政治動員提供了口實。

　　敘利亞問題同樣僵持難解。在2018年，巴沙爾政權在俄羅斯支持下繼續擴大和鞏固其控制的區域，并把反對派擠壓至伊德利卜，但卻因各方壓力一直處于圍而不攻的僵持狀態。與此同時，美國、土耳其、以色列都曾對敘利亞目標發動軍事打擊，土耳其甚至對阿夫林地區發動了長達3個月的軍事行動。因此，目前的敘利亞事實上處于俄羅斯支持下的巴沙爾政權控制主要領土、美國支持的庫爾德人和土耳其各自控制小部分領土的復雜狀態。在政治和解方面，西方和俄羅斯主導的各種機制并行發展，盡管對停止暴力、緩解沖突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卻難以就敘戰后安排達成一致，也充分體現了域內外大國圍繞敘利亞危機的復雜博弈。

　　也門沖突也處在僵持之中。自2018年5月以來，胡塞武裝與沙特領導的阿拉伯聯軍、也門政府軍圍繞西部港口城市荷臺達市展開激烈沖突，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隨著沙特陷入“卡舒吉事件”的危機之中，美國取消對沙特情報和后勤支持，導致沙特對也門的空襲受阻。在此背景下，也門交戰雙方于12月初同意在聯合國協調下在瑞典舉行和談，但其前景仍難容樂觀。

　　3.地區格局持續失衡，地區秩序更趨混亂

　　從影響中東地區格局的外部因素看，盡管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對中東事務的投入，但其政策主線仍是戰略收縮，同時也缺乏系統的中東戰略。美國在中東不斷減少投入、不愿直接介入的做法，使其主導中東事務的能力相對下降。盡管俄羅斯重返中東的步伐加快，但除了維護自身現實利益外，并無主導中東地區格局和構建地區秩序的能力；歐洲對中東的影響力仍在持續下降；印度、日本對中東戰略投入加大，但影響力仍然有限。

　　總之，美俄主導能力和意愿的不足和其他域外大國能力有限的態勢，導致外部大國長期主導中東地區格局的局面漸趨弱化。這是影響地區國家尤其是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區強國為尋求自身安全，不斷擴張地區影響力的重要原因所在。在不斷變動的中東地區格局中，除沙特與伊朗的對抗繼續加劇外，2018年地區力量的分化組合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沙特與土耳其的矛盾與摩擦加劇。近年來，土耳其與沙特圍繞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問題、卡塔爾斷交危機等熱點問題多有不睦，其實質是雙方爭奪中東地區主導權、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遜尼派主導權、發展模式之爭等一系列矛盾的體現。2018年10月以來，雙方圍繞卡舒吉遇害事件的外交爭端不斷發酵，不僅使雙方的矛盾更趨表面化，而且對美沙、美土關系都產生了不小的沖擊。在卡舒吉事件中，沙特最大的訴求是“止損”，即避免卡舒吉事件對沙特的國際形象，尤其是穆罕默德·薩勒曼的王儲地位構成威脅，因此其底線是希望土耳其的調查結果不要把穆罕默德·薩勒曼牽涉其中，進而能夠使穆罕默德·薩勒曼王儲地位不致因此發生嚴重動搖。土耳其的訴求在于其在卡塔爾、敘利亞問題，尤其是庫爾德問題上的現實利益，但其核心關切是希望通過沙特撬動美國，使美國減輕對土耳其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壓力，以改善其近年來不斷惡化的內外環境。美國已宣布該事件不會影響美沙同盟關系，但迄今為止土耳其依然對沙特不依不饒，該事件如何收場仍是2019年中東局勢的看點之一。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尤其是海合會的分裂進一步加劇。沙特與卡塔爾斷交危機仍處在僵持之中，卡塔爾在2018年年底宣布退出歐佩克組織、國家元首缺席海合會峰會等做法，表明雙方的矛盾仍未得到解決。在海合會內部，沙特、阿聯酋和巴林成為反對卡塔爾的堅定力量，阿曼和科威特相對超然，卡塔爾陷入孤立，進而使海合會6國形成了“3+2+1”的碎化結構。

　　最后，美國推動構建對抗伊朗的“以色列—務實遜尼派軸心”，使以色列與部分阿拉伯國家關系走近。在2018年，以色列與沙特、約旦、阿曼、科威特等阿拉伯國家的關系不斷升溫，其根源仍在于美國的伊朗政策和巴以政策，即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和解，爭取阿拉伯國家配合美國的巴以政策，同時通過構建“以色列—務實遜尼派軸心”共同對抗伊朗。這種局面使長期存在的阿以矛盾趨于緩和，而阿拉伯遜尼派國家與伊朗的矛盾進一步上升，有可能使海灣地區成為繼“新月地帶”之后中東地緣政治的又一漩渦。（作者：劉中民，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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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余申芳 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