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至1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率中國代表團赴土耳其安塔利亞，出席在當地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次峰會。本次峰會的召開時機微妙而緊迫，堪稱“關鍵時期的關鍵峰會”。從國際看，一方面，全球經濟復蘇的“春天”尚未到來，另一方面，法國巴黎在峰會前夕遭受了聳人聽聞的暴力恐怖襲擊，伊斯蘭國（ISIS）為代表的國際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勢力向世界文明與和平再一次發起挑釁，同時也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區別對待”、“分而治之”的中東與西亞政策“扇了一記耳光”，全球地緣政治熱點地區的和平和解進程依然步履維艱，導致峰會首次將“政治危機”、“全球反恐”等非經濟議題納入議程。從國內看，我國已進入“十二五”沖刺收官、“十三五”謀篇開局的關鍵時期，并即將邁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如何在進一步發展中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將關系我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全局。

　　一、以“‘兩行一金’+人民幣國際化”為主陣地，推動國際金融投資體系的改革完善

　　關注并管控全球系統性經濟金融風險是G20峰會的題中之義，但如何從制度層面有效化解國際金融風險一直是待解難題。眾所周知，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與投資體系被視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美國國內經濟發展失衡及美元所承擔的“雙重角色”，也是引發全球經濟周期性失衡和金融危機頻發的重要誘因。可以預見，在美元“一家獨大”的國際金融投資體系真正讓位于更加多元、均衡的制度安排以前，擁有巨額美元儲備的中國必將繼續承擔美元波動“不可承受之重”，并繼續感受人民幣崛起前“成長中的煩惱”。

　　為推動國際金融體系變革，我國正在主動加強同國際金融機構合作，吸引國際資金共建開放多元共贏的金融合作平臺。本次峰會三大主題之一的“投資-Investment”主要指基建投資。中國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兩行一金”的直接原因在于眾多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等“短板”領域對國際多邊金融的巨大需求，深層次原因在于現有國際多邊金融供給體系的不合理。一方面，眾多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設施條件不均衡、交通通訊電力為代表的重點領域總體落后，從而構成區域內互聯互通、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瓶頸，相關基建投資需求巨大。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2010-2020年，僅32個亞行成員所需基礎設施投資便高達8.22萬億美元，年均投資需求約8000億美元。另一方面，中國雖然坐擁世界第一的外貿及外儲規模、世界第二的經濟規模、世界第三的FDI規模，手中可出的“牌”似乎不少，但在現行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中，話語權、決策權、投票權、影響力、貢獻度與自身在全球經濟中所占份額不匹配，可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例如，中國在亞洲開發銀行的認股份額位列第三（5.5%），日本、美國并列第一大股東（15.6%）；投票權分配中，中國仍居第三位（5.45%），日、美并列第一（12.78%）。再如，在世界銀行集團下屬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中，中國作為第三大股東持股比例僅為4.42%，美國作為最大股東持股15.85%，且自成立以來世行行長均由美國人擔任。而在另一國際多邊金融機構IMF中，總裁寶座向來由歐洲人把持，美國則作為其唯一具有否決權的成員。

　　同時，伴隨高鐵、核電、基礎設施建設等實體經濟走出去，人民幣“走出去”步伐也在加快，正在逐步經歷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的“三步走”演進歷程，并有望于今年11月底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DR貨幣籃子。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球共有189個國家和地區的企業使用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和投資貨幣。另據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統計，截至目前，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四大支付貨幣、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第六大國際銀行間貸款貨幣和第七大國際儲備貨幣。當然，人民幣的相對占比仍相當有限。隨著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金融對外開放水平逐步提高，國際社會在國際支付、金融資產計價、國際儲備等方面對人民幣的需求將愈發強烈，進而自需求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全面加速。

　　二、以“‘一帶一路’+南南合作+RCEP”為主陣地，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經貿大通道建設

　　當前，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全球貿易增速顯著放緩。我國一方面應在積極參與G20成員國財長、央行行長會晤機制的基礎上，推動貿易部長級會議機制化，研究探索國際經貿合作的新機制。另一方面，還應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構想、RCEP以及南南合作框架，從而為我國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打造優先推動發展的區塊載體。

　　一是以“一帶一路”為藍本，構建北半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海陸經貿大通道。“一帶一路”作為習近平總書記首倡的合作發展理念，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伴隨這一重大戰略構想的提出及深入推進，將進一步助推我國“實體+金融走出去”的步伐，使我國以“合縱連橫、進退有據”的大國自信，坦然迎接外部挑戰，以及推動國際經濟貿易新秩序的形成。同時，正因為“一帶一路”承載著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使命，在實際推進操作過程中，必須注意致力于將其打造為各相關國互利共贏的康莊大道，而不是個別國家間零和博弈的私家小徑。

　　二是以南南合作為框架，打造南半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經貿走廊。南南合作，即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技術合作，是促進發展的國際多邊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團結共進、合作共贏、“抱團取暖”的重要渠道，也是確保發展中國家有效融入和參與世界經濟的有效手段。我國基于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的歷史遭遇和獨立后面臨的共同任務，向來積極支持、密切參與南南合作，包括推動與發展中伙伴間的技術合作和經濟合作，以及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與環境、中小企業發展、人才資源開發、健康教育等產業領域的交流合作。

　　三是積極促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進程。RCEP是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10+6”），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若RCEP正式簽訂啟動，將涵蓋約35億人口，GDP總和將達23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從而構成與美國主導的TPP相媲美的自由貿易區，并將在一定程度緩解TPP在短中期對我國外貿領域造成的影響。（作者：高 鵬 中國財政學會投融資研究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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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余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