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認識里，留守兒童都是苦兮兮的，需要被人同情。可是，憑什么他們就低人一等？為什么他們不能享受最好的條件？我就是要改變這種觀念”

　　“他們就是普普通通的孩子，他們不需要同情，他們需要的是關愛！”在她的臂彎里，孩子們長大了

　　晚上10點，山城歙縣，即將入眠。

　　汪育紅打亮手電，伴著搖晃的光柱，鋪開一條通往宿舍的光路。宿舍那頭，幾個調皮鬼還在打鬧，汪育紅半哄半唬，讓他們安靜下來。

　　給孩子們掖好被子，巡查完二十幾間宿舍，汪育紅才卸下一天的疲憊，回到自己的宿舍休息。

　　當了15年校長，這條光路，她也走了15年。

　　“我們來錯了地方？”

　　第一次走進這所學校，記者一度以為來錯了地方。

　　這真的是一所留守兒童學校嗎？想象中低矮的房屋、破舊的桌椅去哪了？多功能活動中心、模擬法庭、千人大禮堂……這些在城市學校都不一定能見到的設施在這里配備齊全。

　　心中升起無數個疑問。我們把疑問統統拋給了這所學校的創立者汪育紅。

　　或許是太多次回答這樣的問題，她不假思索道，“在大多數人的認識里，留守兒童都是苦兮兮的，需要被人同情。可是，憑什么他們就低人一等？為什么他們不能享受最好的條件？我就是要改變這種觀念。”

　　一座人口不足50萬的小城，擁有這樣一所略顯“豪華”的留守兒童學校，有些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的背后，是另一個“奇跡”。

　　2009年，汪育紅的身后是364名留守兒童。

　　那時的留守兒童學校還是課外托管的模式，規模不足現在的五分之一。每天放學之后，孩子們從縣城的各個方向陸續聚攏到汪育紅的屋檐下。

　　每天，看著孩子們讀書寫作業，為他們做幾道拿手菜，聽聽“小大人”們的成長煩惱……

　　簡單的幸福，周而復始。

　　直到一次，在輔導一個三年級的孩子寫作業時，她終于意識到，這樣的陪伴對孩子來說遠遠不夠。

　　“他寫作文，遲遲不落筆，我問他為什么不寫，他說題目是《快樂的課外生活》，他不知道怎么寫。每天一放學就要應付寫不完的作業，哪有什么快樂的課外生活呀？”這個問題，她一時無法回答。

　　為了讓他們擁有“快樂的課外生活”，也為了讓更多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汪育紅“瘋”了一回。

　　她要建一所規模更大的全日制寄宿學校。

　　“之前我想彌補孩子們家庭的缺失，給他們更多關愛，后來我想做得更多，我要給他們創造最好的條件。”汪育紅說。

　　建新學校，辦學資質、用地資格、資金壓力……有多大的雄心壯志，就有多少阻力難題。“很多人勸我放棄，投入這么高，風險太大，失敗了怎么辦？最難的時候，我也想過放棄，但我不能把孩子們丟了呀，孩子們喜歡我，家長們也信任我，這時候只能往前，我已經沒有退路。”沒了退路的汪育紅，突然很勇敢。

　　一個人在縣城里奔走許久，失敗了無數次后，她終于看到了希望。一位工廠主聽說了她的故事，主動為她貸款擔保；教育局通過了她的辦學申請；幾經波折，15畝教學用地終于拿下……好消息接踵而至。

　　“這個世界上還是好人多啊。”每每想起那時，她都會念上這么一句。

　　2013年，在眾人的托舉下，一座嶄新的學校在歙縣古城不遠處拔地而起。剪彩那天，汪育紅甚至有些恍惚，不太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如果我有十塊錢，我愿意拿出九塊用在孩子們身上。”談起自己的學校，汪育紅一臉自豪。

　　她沒有說謊。

　　教學樓里，孩子們可以跟非遺傳承人學習竹編，或者在美術室里畫一張家鄉的風景畫，或者在排練廳里拉上小伙伴跳一支舞。

　　操場上，少年們跑得飛快，腳下生風，眼里有光。

　　“你的夢想是什么？”

　　許多年前，在安徽歙縣溪頭鎮的一個山村學校，有位老師課后留下了一道思考題——

　　“你的夢想是什么？”

　　一個二年級的小女孩兒撓了撓腦袋，想了好久，才在練習冊上一筆一畫地寫上，“當一名老師”。

　　18歲時，汪育紅把這個夢想變成了現實。

　　1999年，從師專畢業的她，進入了歙縣黃村鄉石門小學任教。

　　短發、穿碎花連衣裙，瘦削的她和孩子們混在一起，不像老師，更像姐姐。條件艱苦的山村學校里，這位姐姐總是拉起弟弟妹妹們的手，帶著他們咿咿呀呀地朗讀課文。下課之后，她又和孩子們一起，幻化成山間田野里的一股風，和笑聲一起吹進村子里的每個角落。

　　那時候，快樂總是很簡單，感動亦是。

　　汪育紅回憶道，當時有個孩子，每天早上上學時，都會帶上一枚家里煮的白水蛋，把它捂在胸前的口袋里，在崎嶇的山路上一路飛奔，到學校又趕忙把雞蛋塞到她手里。雞蛋握在手里，還是溫熱的。直到現在，回憶起那一枚帶著溫度的煮雞蛋，她還是有些動容。

　　汪育紅說，那是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她和孩子們一起長大。

　　四年后，禁不住家人的苦苦相勸，汪育紅考入了縣城的一家銀行，捧起了“金飯碗”。“銀行工作輕松、待遇很好，但我總覺得缺了點什么。”汪育紅說。

　　生活波瀾不驚，她也嫁給愛情，開始關心起柴米油鹽。一切歸于平靜。未來，仿佛已經全部裝進眼底。直到一天，她在電視里看到一則新聞，一個留守兒童因管護不周，嚴重燒傷。

　　這讓她想起了自己的那些學生，她再也不敢往下想。

　　汪育紅動了辭職的念頭。她想辦一所托管學校，給留守兒童們一個“家”。“我向銀行遞了三次辭職申請，一開始他們不愿意放我走，后來實在拗不過我，才勉強同意。”辭職后的一個多星期，汪育紅每天瞞著父母，上午假裝去上班，實際是在外尋找辦學場地，下午再“按點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早上買完菜去銀行找她，才得知女兒已經離職。

　　“那天，我照常回家，父母就坐在沙發上等著我，逼我去跟行長道歉。我就是不答應。”汪育紅說。

　　顧不上和家人解釋，2005年8月，她帶上自己的一點積蓄，孤注一擲，開始創業。

　　“說實話，一開始我們都不看好這個事。也心疼她，一個人這么拼，太辛苦了。”汪育紅的愛人江躍忠說，那時家里人甚至希望她能“知難而退”，最好還是回銀行上班，回到“正常”的生活軌跡上。

　　汪育紅說，那是最艱難的一段時間。

　　“教室是租的，桌椅是賒的，教課是我，燒飯是我，洗衣服還是我。”學校初創期，沒有幫手，又囊中羞澀，瘦小的汪育紅幾乎是以一己之力承擔所有。

　　半年后，一個春寒料峭的早上，在租賃來的舊旅社里，20多名留守兒童終于有了一個溫暖的“家”。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點，回到了那所山村小學。披肩發、穿職業裝，她和孩子們在一起時，像老師，也像媽媽。

　　“我這一生只做一件事，陪著我們的孩子長大。”汪育紅說。

　　“他們不需要同情，他們需要的是關愛！”

　　“留守兒童”，汪育紅不太喜歡這個詞。

　　她說，當我們給孩子貼上“留守兒童”的標簽，很難不借助“自卑”“脆弱”“叛逆”這些詞語去描述他們，這其實是一種歧視。

　　“愛的關鍵是平等，你把孩子們當成這樣的群體，用一種俯視的姿態去關心施舍他們，我覺得不合適。”談及這個話題，總是嘴角向上的她收起了笑容。

　　“我們對留守兒童常常存在刻板印象，覺得這些孩子成長的環境不好，學習也肯定會受影響，心理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問題。但接觸他們以后發現，他們往往更珍惜親情，也更懂得感恩。”汪育紅說。

　　在汪育紅眼里，自己的孩子們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一群人，和其他同齡人沒什么不同。“他們開心就笑、不開心就叫，即使是最叛逆的孩子，心思也很簡單。”他們會在教師節給汪育紅送上自制的禮物，會用帶著露水的春筍、山間的野花堆滿她的宿舍。

　　“他們就是普普通通的孩子，他們不需要同情，他們需要的是關愛！”在她的臂彎里，孩子們長大了。

　　十五年，她目送著一批批學生帶著希望和從容離開。經年累月，許多孩子的名字和模樣都已模糊，但是，一個女孩兒卻是汪育紅永遠的心結。

　　那是個可愛的小姑娘。家境貧寒，父母都在外務工，她多少有些內向。不少好心人伸出援手，資助她讀書。沒想到，事與愿違，這些善舉并沒有改變她的人生。她漸漸習慣被人同情，習慣了索取，甚至覺得身邊人都虧欠她。“她走了些彎路。”汪育紅喟嘆道。

　　這件事對汪育紅的沖擊很大。也正是因為這個女孩兒，她開始意識到，對于孩子們來說，物質上的給予并不是全部，心理上的疏導，同樣重要。

　　為此，她甚至自學了心理學。

　　心理學課程內容多且專業性強，需要大量的學習時間，總在為學校事務忙碌奔波的她哪有時間呢？

　　拼！

　　“我每天早晨五點鐘起床，晚上十二點半睡覺，早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學習，晚上睡覺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學習，吃飯的時候學習，上廁所的時候也學……”

　　憑著一股“狠勁”，她終于獲得了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資格證。她給自己的辦公室掛上了“育紅心理咨詢工作室”的牌子。這里，成了孩子們的安“心”之處。

　　從此，總會有些哭著鼻子的孩子沖進她的辦公室。委屈地躲進她的懷抱，聽著她的輕言細語，孩子們破涕為笑，再蹦跳著出來。這樣的場景，幾乎每天都會出現。

　　幾年下來，跟蹤記錄的學生心理日志已經堆滿了幾個大紙箱。“雖然很忙很累，但是，他們快樂了，我也就快樂了。”汪育紅說。

　　在這里，每一個夢想都被呵護，每一種選擇都被尊重。

　　“我們開設了30多個特色興趣班，還申辦了全國藝術考級點。我要求他們球類、棋類、樂器至少要會一項。”汪育紅說，她希望孩子們自己選擇的興趣愛好可以幫他們看到更寬廣的世界，讓他們的人生多一些可能。

　　“我們的孩子也許不能人人都考上好的大學，但是我希望他們都能成為各行各業有用的人，都能熱愛生活、懂得感恩。”汪育紅說。

　　晚上11點，山城歙縣，教育家陶行知的故鄉。月亮從云里探出身來。

　　這一輪月亮，照見過陶行知的學堂，如今又照進了1500名留守兒童的“家”……（記者戴威、胡銳、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