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合肥４月２５日電（記者王圣志　劉美子　水金辰）紅手印，這一中國農民質樸而堅決的表達，曾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４０年前，安徽鳳陽小崗村村民為了治窮，第一次摁下“包產到戶”的生死契約，而后又為挽留一位改革路上的帶頭人三次摁下紅手印，讓這片厚重的土地迸發出一個時代的傳奇。

　　第一次紅手印：一夜跨過溫飽線

　　１９７８年一個冬夜，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一間低矮破舊的茅草屋里，１８個衣衫襤褸的村民就著昏黃的油燈，醞釀著一件“可能會坐牢”的“驚天大事”。

　　“當時生產隊餓死了６０多個人，餓絕了６戶。”　年逾七旬的小崗村村民嚴立華回憶說。他是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之一。

　　４０年前，小崗村是以“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而聞名的三靠村。經常鬧饑荒，農民大多外出乞討。

　　“一家妻兒老小，幾天不燒鍋。我父親餓得下不來床，就想吃一口芋頭干，但我弄不來。”“大包干”另一位帶頭人嚴宏昌噙著淚回憶道。

　　為了活命，１８個村民摁下紅手印，共同起誓，瞞上不瞞下，瞞外不瞞內，把田地分到各家，搞起了包產到戶。

　　“哪怕坐牢，如果能親眼看到他們吃上一頓飽飯，我認了。”“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俊昌說。

　　紅手印一摁，土地就被寄予了最大的期許，這極大地釋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一小塊因“分地”而豐收的田地悄悄地出現在荒涼的大地上。

　　沒有不透風的墻，１９７９年４月的一天，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到小崗村所在的梨園公社檢查時，發現了這個“驚天秘密”。

　　“陳庭元看見年輕的兩口子在地里干活，問怎么就你們倆干活呢，看樣子你們是分到戶干的吧，兩人沒說話，陳庭元也就心知肚明了。”鳳陽縣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懷仁說。

　　是立即扼殺還是等等再看，省市縣各級政府選擇了后者。１９８０年春節剛過，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來到小崗。在嚴宏昌家，萬里和他談了將近四個小時。

　　“一開始他就問‘我能隨便看嗎’，我說能。他先不表態，不說好也不說壞。我心里是不安定的，他要說一聲不對，那我馬上就要進監獄。但是他看完第一句話是‘我早就想這么干了，就是沒有人敢，你干對了’。”嚴宏昌說。

　　１８枚紅手印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１９８０年５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公開肯定了“大包干”。１９８２年，中央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大包干”第一年，小崗村糧食總產量１３．３萬斤，相當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０年糧食產量的總和；人均收入４００元，是上年２２元的１８倍。２０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就此結束。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大包干’。”年邁的嚴俊昌激動地說。

　　再摁紅手印：挽留改革致富帶頭人

　　２０多年后，小崗人再按紅手印，這次是為了挽留一位改革路上的帶頭人。

　　沈浩，２００４年作為安徽省第二批選派干部，從安徽省財政廳到鳳陽縣任小崗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這位后來被小崗村村民三次挽留的人，卻在到來之初備受反對。

　　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國農村面貌日新月異。然而小崗“一夜跨過溫飽線”，卻“二十年未進富裕門”。

　　“當時他提出‘三步走’的發展思路，發展現代農業、辦工業、搞旅游業，有的群眾講，沈浩在這瞎吹。”時任小崗村黨支部副書記張秀華說。

　　“那時候農民就是覺得，我把地種好，只要有吃的就行，沒想要吃得好。”“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關友江說。

　　小崗村地處淮河南岸，離縣城２８公里，當時有１０８戶，耕地面積１８００畝，人均３畝多地，是中國傳統農區的縮影。溫飽解決后，村組織長期渙散、鄉村治理模式陳舊、基礎設施薄弱。

　　沈浩初到小崗時，村民人均年收入剛過２０００元，還有３萬元集體欠債。他花了兩個月，把全村１０８戶人家跑了兩遍，就為說一個道理：小崗村只有發展才能富裕。

　　“他組織黨員干部群眾代表去華西、大寨等名村參觀。相比之下，我們確實差距很遠。我們是最初的改革者，但如果不與時俱進，就成了改革路上的絆腳石。”　關友江說。

　　長期以來，小崗村只有一條泥土路通往外界。為了打破閉塞，沈浩爭取到一筆５０萬元資金后，決定修一條水泥路。他將村民組織起來，投工投勞，按勞取酬，既省了錢，又喚起村民參與感。自己也天天泡在工地，什么活都干，找不到工具，就挽起袖子用手捧水泥。最終高質量地完成了施工，節余了一半資金。

　　這條被命名為友誼大道的道路，成為點燃小崗的“第一把火”。隨后，大包干紀念館落成帶動紅色旅游，村里招商引資辦起了工廠，老百姓住上了集中規劃的新居，村里的好事一樁接著一樁……

　　２００６年，小崗村人均收入超過５０００元。這年秋天，沈浩掛職期將滿，小崗村民滿懷深情寫下挽留沈浩的請愿書，摁下９８個鮮紅的手印。

　　還有什么比紅手印更能表達農民的情感？沈浩選擇留下。

　　小崗：在深化改革中不斷前行

　　沈浩繼續留任的３年，是小崗村深化改革的３年。

　　小崗村是典型的農業型村莊，農村土地家庭分散經營制約了現代農業的發展。

　　沈浩在一次村民大會上提出了醞釀已久的發展思路：把土地集中起來，以合作社為龍頭，整合資源搞適度規模經營，村民以土地持股形式加入。這讓小崗村炸開了鍋。

　　當年冒著殺頭坐牢風險才分來的土地怎么能流轉出去？祖祖輩輩刨地取食的農民，從不輕信口頭理論。當年“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就在其中。

　　“過去分田是改革，現在土地合理流轉也是改革”，沈浩一趟趟往老嚴家跑，一遍遍地解釋土地流轉的優惠政策和觸手可及的收益。老人臉轉向東，他就轉向東，老人臉轉向西，他就跟到西。嚴俊昌終于點了頭。

　　兩年時間，小崗村流轉了６００畝土地，村里發展起糧食、葡萄規模種植，雙孢菇產業和甜葉菊種植基地等一系列現代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勢如破竹。

　　嚴德友，嚴俊昌之子，小崗村發展現代農業帶頭人。在沈浩的幫助下，他流轉了１００多畝土地進行了葡萄種植，每畝收益是種糧的１０倍。嚴家父子倆逢人就講：“現代農業是小崗人的救星！”

　　寒來暑往，又是三年，小崗人滿懷著對富裕的渴望和對深化改革的期盼，再次按下了挽留沈浩的紅手印。“紅手印不是隨便按的，只有老百姓認可了，才能按下這紅手印。”“大包干”帶頭人嚴金昌說。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沈浩累倒在這片他深愛的土地，小崗人第三次為沈浩按下紅手印，讓他長眠于此。

　　２０１６年以來，小崗村開展了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和“三變”改革試點工作。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村民第一次領取了集體經濟收益股權分紅。

　　“四次紅手印見證了小崗的發展，也印證了一個道理，中國共產黨永遠是改革路上的堅定領導者和推動者。”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李錦柱說。

【糾錯】

責任編輯： 雷東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