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成立了，那是最早的紅色電波，為我們的廣播事業打下了基礎。那時候的播音員，不要求普通話非常好，像第一位女播音員是位上海人，普通話雖不標準，但口齒清楚，大家都聽得懂。后來才要求用純正普通話，在當時還不能這樣。在當時那樣的條件下，對聲音的要求不能像現在。當時是戰爭環境，條件很簡陋，廣播里甚至能聽到羊叫。當時的播音室也是辦公室、休息室，破桌子上擱一個話筒，再一個煤油燈，黑乎乎的。所有的編輯、播音員就在這樣的環境里工作，直到解放以后進城。

最開始有一個老一點的同事帶我，說一分鐘念25個字，我給你數著，短句是10個字，10個字以下的播兩遍，10個字以上的播三遍；還告訴我，絕對不能出一個錯，不然這條消息人家就不能用了。因為當時沒條件通電話，所以這個工作一定要特別細心地準備，播的時候不僅一字不能錯，而且逗號不能說成句號，另起一行不能忘了。另外每個字，像1，7，4，6，還有當時用繁體字，最多的30多筆，也得解釋清楚，要讀成123的1，567的7。對于繁體字，還得解釋左邊是什么，中間是什么，右邊是什么，上邊是什么頭。我們是兩個人，一個監聽，一個在里頭播。如果播錯了，比如說落了一個句號就念另起一行了，監聽的人就得趕快跑到播音室，寫個條告訴播音員，你第幾段第幾行沒有說句號，現在更正一下。我剛工作時精神非常緊張，有時夜里會忽然從床上驚醒，站起來說該我播了。還有時做夢，夢到設備發不出聲，急得從夢中醒來。

這些東西跟誰學呢？你必須得平時鉆研業務，確保播音的時候不出錯。要養成這樣一個習慣，每個字都一定要認出，認不出就一定要查字典。事先讓你備稿，如果有疑慮，大概、可能、沒準都不行，不認識的要趕快查。特別是文字改革以后用簡體字，還有普及普通話，大家都按著中央臺的標準來說。像原來那個“不勝（一聲）枚舉”，改成“不勝（四聲）枚舉”，字典上的注音也都按著它改了，你播“不勝（一聲）枚舉”，人家就來找你了。學校教師、劇團演員都要學普通話，但是以電臺的為主。你一念錯，人家就說中央臺就這樣念的啊！現在沒有過去那么嚴謹了，覺得播音打個結巴無所謂。我們播新聞時，有時別人打結巴，會影響到你，也跟著來一個。這時候要不受影響，就得繼續平心靜氣地播。有時偶爾來了個小結巴，等我早上一去菜市場，碰到熟人說，葛蘭你怎么打一結巴，心里很難過。有的時候真是播錯一個字，早點都吃不下去。特別是推廣普通話的時候，第一審下來很多字音都跟原來不一樣了。你都得把這些給背下來，都得看清楚。當時辦公室墻上，我們30個人，一個人名字畫30天，每天誰要播錯一個字插一個黑旗，要是這天沒問題就插一個紅旗，你說誰愿意插那個黑旗啊！所以在下面緊著看，緊著問。

現在的聽眾對播音員寬容 了，有個別播音員自身也不夠嚴謹。播音是一個團隊整體，要對每位團隊成員的勞動成果負責。年輕播音員要不忘初心，在如今優質條件下更應砥礪自己。雖然時代在前進，但廣播仍然是永不消逝的電波，不管電視多么發達，廣播都是難以被替代的。

像我們最初播紀錄新聞，每個字都得讓人聽清楚，讓人家都能抄下來，那必須得字正腔圓。當時播的一些重要的文件，宣讀式的，這聲音在人家聽來，就代表著中央的聲音。有一年有位領導到我家說，當年聽葛蘭的聲音就是黨中央的聲音。不是說你個人是黨中央的聲音，而是說你發出的聲音是國家電臺的聲音，播出來的是重要的內容，大家聽了就覺得這是黨的聲音。即使是做文藝工作的，也應該起到這個作用，這都有它的嚴肅性。需要宣讀式播出的內容，邏輯性很強，內容很扎實，包括政令、法規，哼著、哈著播那哪行。當然，一些生活類的節目還是可以的。現在都講親切、自然、悅耳動聽。即使是“說”新聞，也不能加太多口語零碎，只是你“說”得別太沖、別太橫、別太愣，有親和力，讓大家聽得更明白。廣播的播音比電視的難度要大得多，因為無可借助，只能憑聲音抓住聽眾的注意力。你的聲音讓聽眾永遠忘不了，這是你的本事，也是你的職責。

在中華女子學院我一直搞教學工作，包括組織教學，負責管理。最初是成人教育，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都是我來寫，我來安排。因為我知道播音需要什么。我的理念就是作為播音員要有學識，文史哲這方面不能放松。不只是“啊”“啊”的練聲，那都是外在的，關鍵是要有內涵。我原來搞播音是宣傳也是教育，而教學是面對面的培養下一代。學校一直不讓我走，還成立了葛蘭工作室。在這所學校從成人教育到本科，一步一步過來的。外面也有找我的，我都不去，開多高的價碼也不去。這些都是身外物，吸引不了我。我睡得晚起得早，早起沒超過6點的，到辦公室能早來就早來。我沒把養生作為什么。我現在“三不高”，除了有時候皮膚過敏。我不吃營養品，也從來不吃大魚大肉，平時吃的很簡單。有時講課累了，回家后，鍋里有饅頭，甭管涼的熱的，加上點醬豆腐，躺在那兒連休息帶吃，喝口水，也是一頓。我的生活比較簡單。